简介: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制开启了“走出帝制”的历史序幕,尽管道路反复曲折,新旧法统的争执依然延续以西为师”还是“中体西用”,并未达成共识,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走出帝制”已成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民国政制史》就是这段历史先声的在场记录,是对发生在这一重大历史关节点上的政制实践的忠实记载,具有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民国政制史》是一部详细介绍和叙述1911年至1936年间民国政治制度设置和沿革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由中央制度、省制、县制、市制四编及附录构成。本书由钱端升担任主编,萨师炯、郭登皞、杨鸿年、吕恩莱、林琼光、冯震等当时中央大学法学院行政研究室的同事协力完成。
简介:摘要:物候学是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提出。物候学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它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1]。竺可桢先生和宛敏渭先生在美国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物候在我国具有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以及古今的差异[2]。其中物候的古今差异理论为研究历史气候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竺可桢先生1972年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应用考古材料、物候资料和方志文献首次勾勒了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的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基本状况,提出了中国气候变化的“四暖四寒”模式。[3]先生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反映的是东部季风区的一般规律性,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西部非季风区,更无法直接套用于青藏高原复杂地理环境的气候变化。但这种研究模式已被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并逐渐形成了历史地理学的一项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以这一方法对《弟吴曲迥》(吐蕃史)中记录的历史物候资料进行梳理,抛开文本中带有明显的文明修饰和文法比喻成分,通过分析有用的历史物候资料,试图探索吐蕃时期青藏高原腹心地带粗线条的历史农业地理轮廓。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土族族源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认识方面也逐渐趋于一致,达成一些共识。逮至2002年土族学者吕建福教授的《土族史》问世,在土族族源的认定方面便似尘埃落定。这主要是缘于《土族史》重视和梳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重要研究成果,凭借坚实的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基础,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追溯考证,提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使得《土族史》具有了学术上的权威性。土族源于吐谷浑的结论,不仅为青海土族研究会所采纳,也为广大土族群众所接受。实践证明,土族族源的认定,对挖掘土族历史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凝聚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族学者祁进玉先生近期出版《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一书,重新拾起土族族源认定的话题。作为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研究和探讨,只要探讨的价值取向正确、探讨的方法得当,自然是应该鼓励的,也会有一定的收获。祁进玉先生的专著出版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反响,本刊特刊载桑吉仁谦、程起骏、任玉贵等的文章,自然是学术上的一种回应。本刊无意由此再引起一轮土族族源的争论,只是倡导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学术氛围,以期呵护学术领域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简介:明代,各家学者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以评论性著作为主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诸多大家在对《史记》进行评论时也收录了他人的相关评注。其中,《百大家评注〈史记〉》就收录了严嵩的数条《史记》评语,为保存严嵩的相关文献作出了较大贡献,也成为严嵩《史记》研究成就的重要材料。
简介:<正>摄影术的发明,初衷在于记录这个世界的真实,而摄影的真谛在于认知图像;认知眼睛看到和感觉到的物像的各个方面。但往往用直接和单纯的手法记录着的信息最能够体现摄影作为一门综合视觉艺术难以想象的真正作用。在摄影艺术之中,艺术指导决定,最先完成技术特征是决定着我们的实际需求,摄影术的诞生让人们被那种奇妙的表现形式所折服、所感染。经历了一代代的产业技术革命,从形成到成熟,它的艺术样式越来越多变和丰富,摄影师可以从中体会到这种变革的背后给我们的摄影产业带来的好处。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叠、产业化的不断集积,人们更多的关注放在了表像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