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了代表韩国阳明学的霞谷学研究的进展,有必要分析霞谷学派本身的哲学性争论点,考察学派之间的交游内容,从而扩大研究之外延。在这种情况下,本论文要调查传统思想家们的交流比较频繁的近代时期,不管是在性理学或佛教,共享和应用霞谷学派主要思想之一的真假论。近代时期霞谷学派真假论是从内心良知并非可以在外求得,而是借助主观自觉和仁义的道德伪善的境界而形成的讨论。对于道德伪善的境界随着时代的变化,具体化为批评老论的领袖宋时烈教条的学问和争论点。李建芳借助朱熹的理论和名誉,将这些合理化为自己的逻辑,并批评极端反对其他意见的宋时烈的道学是假道义。继承这个意见的郑寅普认为借助仁义本身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心态,而是源于钻研经文的虚学之风土,于是虚就是假的根本。近代时期霞谷学派的真假论是对于老论的一党执政体制带来朝鲜衰弱的适当的批评,于是可以说服对于现实政治具有批判态度的其他学派。岭南地区的改革性理学家曺兢燮和李建芳进行交流的同时,在自己的写作理论适用了真假论。还有,与李建芳和郑寅普进行交游的朴汉永以真假论为基础,批评佛教界的显示,并寻找了改革方案。乙亥狱事(1755年)之后,在学术和政治领域都被疏忽的霞谷学派的真假论在近代时期后,从多个方面获得了改革性知识人的同感。这完全不同于以前通过文学和艺术活动消极地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情景。因此可以说近代时期霞谷学派在批评现实和改革方面起了一定的思想作用。从这一点,今后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他们的思想交游。
简介: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众所皆知在于阐扬孟子学,开展"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这些论述也与阳明阐述"体认之知",并将"知识之知"含摄其中有关。王阳明不仅将"德行之知"标举至形而上本体层次,同时是以"心之良知"为天理人道贯通所在,将"心"的本体义、活动义、实践义融贯,彰显人之最可贵且至高无上者在"心"。其强调"事上磨练"以致良知,实即将"性"含摄于"心"中,"心"居主导位置,"性"只是虚说。这也将"性"之所以具有成长性的活动义予以彰显,及收摄于"心知"的变化,至此具有认识义与德行义之"心知"可融贯为一,"意"因此成为可引诱"心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即是其四句教中所言之"意"与"格物"。阳明之"心知"是就主体言,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事,并非绝对唯心之论,也非唯我论,而是强化主体性的存在,所谓"事"之存在,是在吾心之活动中呈现,不在吾心之意识呈现的,则非关吾心之意识活动,也无讨论空间。换言之,进入讨论空间之事、物,即已进入吾心之意识活动中。这是阳明之创见,将"知"作为一切认知活动与实践的根源。
简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且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关于这个诠释学命题的提出,孔子是受动于血缘宗法制信仰的推动。而没有给出逻辑的论证,因此孔子以一个独断论的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的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自己塑造无冕素王的圣人形象提供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西方基督教的释经学关于《圣经》的诠释有着重要的自解原则,中国经学诠释学对“六经”或《十三经》的诠释也有着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而经学诠释学自解原则告诉我们,“述”的字义与词义是“遵循”.“作”的字义与词义是“制作”与“兴作”。杨伯峻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过度诠释为“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从而把一个经学诠释学命题降解为文学诠释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