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福尔摩斯吧，可当我读罢《科学神探》一书，竟发现当今我国许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警探和法医们，真的要比那位英国绅士神奇和高明许多——他们不仅都有一颗执着追求法律公正的心，更拥有当代警探和法医们所必需具备的聪慧睿智的头脑及断情鉴物的高科技手段

简介：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出发,可以构建出一套"转型法理学"的理论路径。不同于主流的规范法理学路径。转型法理学是一种以"有效治理"为中心、以二元合法性间的张力为主轴、以组织化调控与科层制治理间的矛盾关系为具体分析对象、以"政党国家"主导下的"综合治理观"为指引的分析框架。转型法理学在秉持转型政治时问观的前提下,预设了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立场,提倡"治理的经济学"原则和"转型权利论"视角,主张在法理学研究中找回国家。转型法理学并不试图取代规范法理学,而是坚持在批判、反思后者的基础上实现二者间的有机结合与有效互补。

简介：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一般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是认定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是否享有撤销权的前提。夫妻间赠与行为具有无偿性但不具有身份附随性。夫妻间赠与行为统一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乎赠与合同的本质属性,合乎婚姻家庭法的伦理内涵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和谐性。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与赠与人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严重侵犯赠与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法定的夫妻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赠与人有权利行使法定撤销权。

简介：<正>从公权和私权界分的角度对高等学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是教育法学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无论是从法律的适用还是从教师、学生权利法律救济途径的选择视角,该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教育法学界对此形成了若干观点和争论

简介：通信传播法是高度复杂的新兴公法律领域,虽与传统电信、广电、互联网法律制度渊源绵密,但又非其简单加总或机械整合,是三网融合进程中对既有的问题和融合的挑战的系统性制度回应。通信传播法具有高度经济性、强政策导向性和深刻的技术依赖性等特质,定位于促进通信传播业有效竞争,助推产业科学发展,信息普及服务等功能。当前我国三网融合进入实质化推进阶段,通信传播法的建设尤其需要回应技术融合、产业融合和有效竞争的需求,在双向准入、监管融合及市场开放三方面着力构建制度系统。

简介：<正>一、引子合理原则和当然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法中最为基本的分析方法。其中,合理原则被认为具有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的好处,能够比较灵活地处理立法中不曾预料到的问题。在早期美国的反垄断法审判中,由于谢尔曼法规定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反垄断法的执行遇到了来自立法的障碍,但通过合理原则的创立,

简介：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简介：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和谐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哲学思想的顶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及人的本质属性.当前,促进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现阶段的融合与创新,对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倾向以及文化与道德的危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简介：自最高人民法院确定推行案例指导制度以来,关于指导性案例正当性、法源地位和操作方法三个层面的讨论,一直未曾间断,但其逻辑关系一直未能得以厘清。究其原因,其一在于指导性案例制度在司法权功能体系中的定位仍不明确,其二在于对制定法传统的我国引入判例思维缺乏危机感,以致对指导性案例的法源地位定位不清,故参照方法亦模糊以对。因此本文主张应从司法权统一见解功能与法系方法的融合出发,厘清以上三个层面的关系,梳理出指导性案例在比较法上特殊的法源地位与操作方法。

简介：在审判实践中，行政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人民法院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从而自发形成了一项非正式制度。它在运行中呈现四个特点，即证据存在问题的案件比率高、适用补救的案件数量多、问题补救以法院动仪居多、以补救程序性问题为主。这一非正式制度之所以在实践中大行其道，主要是这一机制符合社会的需求、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符合比例原则、符合一般法律精神。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一非正式制度存在认定标准混乱、补救依据缺失、补救程序不一、补救效果模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为此，我国应当在坚持社会接受、诉讼经济、程序底线、明确统一四个原则的基础上，从立法层面明确问题证据的认定标准、问题证据的外延、问题补救时间、问题补救动仪主体、补救方式以及补救效果，从而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

简介：现行《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已经存在规范漏洞，而以电信传输网、广播电视传输网、计算机互联网相互融通为代表的三网融合技术使问题进一步加剧，形成“一个传播终端、六类传播行为、三种法律定性”的复杂局面。其直接原因表现为传播技术的发展融合，但深层次分析可追溯到技术主义立法路径的弊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1稿、2稿的“修补型”方案仍不足以应对三网融合带来的问题，因此应借鉴已有的成熟立法例，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整合为一项“远程传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