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鉴定技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由于鉴定技术的专业性、科学性，法庭很少会去质疑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但实际上，鉴定结论并无预定的证明力，它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专家意见，而非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不变真理。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反映出法律更加谨慎、理智地看待鉴定意见证据的证明力。

简介：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特别程序一章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该程序在修改过程中和新法颁布后都引起了一些质疑，其中最大的疑问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其财产即被没收是否有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的基本原则。回应上述疑问的关键在于从法理层面厘清概念、归纳特点并界定性质，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适用该程序。

简介：2012年3月4日上午11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简介：(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简介：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让律师享有了介入侦查的权利，但没有明确律师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此次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和地位，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健全了侦查阶段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完善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制度。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设置专章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明确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和特有原则，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特有权利，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三种特殊制度，在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益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此同时，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可以在合适的时候采取单独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适度放宽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能刑罚条件，逐步用前科消灭制度取代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细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简介：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是我国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先决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影响了民事诉讼制度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作用。2011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首次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并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有所突破，但此规定过于模糊，且将公民个人这一重要主体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不利于公益诉讼的运行。因此，采用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厘清当事人适格的范围，确立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将更加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简介：全国人大新修正的i刑事诉讼法》有关鉴定问题的规定有近二十处，其中保留条款八处，新增条款七处，个别修正条款二处，删掉条款一处从与鉴定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神和司法鉴定理论与实务角度，对新条款中几个难以理解或理解上容易出现分歧的重点问题，发表一些粗浅认识和提出一些在执行中需要考虑的措施，供有关方面参考，期望新《刑事诉讼法》在确保刑事坚定为您治犯罪、尊重与保障人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简介：技术侦查措施,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案件中,依据国家赋予的特殊侦查权力,运用各种专门的技术方法或技术装备进行的秘密侦查行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人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也大量的运用现代科技逃避法律的制裁,在刑事侦查领域,有些案件运用传统的侦查措施已经无法达到破案的目的,往往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增加了一节＂技术侦查＂的内容。技术侦查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被确立,并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就侦查技术立法化的利弊予以分析探析,以求能进一步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与运用。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体系做了大幅调整和修改,强制措施体系逻辑层次更协调、结构更加优化、体系更加完整、更加具有操作性。刑事强制措施必须依法适用,避免因忽视强制措施之间内在逻辑关系及法定的转化条件而造成的强制措施的肆意滥用以及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严重后果。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讯问制度的设计上过于侧重保障公权力查明真相的职权,使得犯罪嫌疑人沦为诉讼客体,刑讯逼供正是二者的权力权利失衡的必然产物。近年来多起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爆发使当权者正视这一立法顽疾,在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修正案）对讯问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赞扬批判之声共存。本文将简单介绍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分析草案对讯问制度的修改内容,就草案引发的争议陈述自己的见解,并借域外讯问制度这块他山之石,提出进一步的改革构想以更好地预防刑讯逼供。

简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作为证据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主要包括修改了鉴定结论的称谓，删去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医学鉴定的规定，增加了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人身保护、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等内容。新刑诉法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对司法鉴定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司法鉴定工作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进一步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简介：我国《行政诉讼法》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这些缺陷仅靠司法解释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成为紧迫课题。已正式提交我国权威法制机关的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认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仍然可行,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须加以修改补充。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修改建议,其主要创新亮点是：（1）调整重述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2）增加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3）用＂行政争议＂替代＂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和起诉权的基本标准以扩大保护范围;（4）提出了改革现有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5）系统构建了指定异地管辖制度;（6）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新的证据类型;（7）确立了诉讼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则;（8）增设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9）系统构建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10）将司法建议制度正式化并强化其功用;（11）建立赔偿（补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12）增加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

简介：刑讯逼供其危害不言而喻,刑讯逼供现象仍然屡禁不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遏制刑讯逼供从制度上所作的完善。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从源头上遏制刑讯逼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后果上排除刑讯逼供;规范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从方法上抑制刑讯逼供。明确法律的相关规定,对执法机关理解和掌握刑事诉讼法,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有必要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时将证据收集前的统筹规划工作提到应有的高度，改变司法实践中反复退回补充侦查、重复收集同一证据、侦控证据收集无法有效衔接的状况。这就需要从新刑诉法所确立的证据观念入手，以检察机关的视角，考察证据收集的统筹主体，统筹对象，统筹方法等基本要素，并以此引申出对整个证据收集过程中建立证据统筹收集的基本模式，最终将落脚点归置到具体侦查活动的统筹路径的挑选上来。

简介：从国际普遍的条约规定到我国的制度沿革，暂予监外执行一直是刑罚人道主义的重要体现，具有正当的理论来源。新刑事诉讼法对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决定机关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司法实践工作而言，暂予监外执行仍存在立法矛盾、操作性不强、跨地区的衔接工作发展缓慢等问题，需要予以解决。

简介：《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一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意义值得特别关注。从外国法中提炼出的"对抗与判定"命题同样可以解释中国转型中的民事诉讼,并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下对应着审判、调解以及交织其中的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该书的贡献在于对理论的制度阐释和对制度的理论升华,作为教科书也展现了介绍法教义学知识的可能方式。在对比较法的引介上,该书除着重介绍国外制度外,也以明确的问题感间接但深入地关注了中国问题。此外,源自比较法研究的启示也引领了作者相关的法社会学研究,该书所提倡的场景式思维方法也应当得到推崇。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简介：此次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在以下方面加以体现：对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还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就以上几点对新增加条款的含义加以分析，指出立法的进步之所在，提出执行新增法律条文须注意的事项。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和《规则》的修改，对检察机关影响重大，涉及检察工作全局。适应法律监督职能的加强和完善，在新的执法办案环境下深化预防工作是检察预防科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思考，积极实践，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规则》实施为契机，立足职能，不断拓宽检察预防的新思路、新方法、新空间，提高预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