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正>对朱熹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褒者常常引用美国R.A.尤里达教授的话:“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理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李约瑟也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506页)贬者则认为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以后,统治中国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就由宋元高峰渐趋跌落。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骤起,距离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百多年来的落后局面,以至今日之艰难,对此,理学难辞其咎。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简介: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种彼此独立的理论体系,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差异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但就生态智慧而言,二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或相同之处。首先.二者在建构有机整体观念时都选择了同样的策略,即为宇宙万物预设一个共同的创生源头久而将人类纳入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二者对于人在自然中的定位也基本相同.使其既优于万物,又不脱离自然。最后,二者给人类在自然中安排的角色也颇为相类:基督教将人视为上帝委派的看管者,儒家则把人视为天地的辅助者。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能做到既尊重人类的能动性,又可抑制其个性的过度膨胀;既能保障人类满足自身要求的正当权益,又可尽量避免生态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