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在中国近代函授教育史、出版文化史上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自从1957年以来,受制于已有史料的束缚,学界对于其具体创办时间说法不一,难以达成定论。目前学界对中华函授学校创办时间的观点主要存在3个不同版本的说法:一说是1926年,但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月份;另外一说是1926年9月;还有一说是1926年底。综合考察近期发现的多份文献资料,经过史实考证,可以发现以上观点皆不够准确;较为准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创办于1926年3月,首先开办英文一科;至1926年8月,开始对第一批英文科初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至1926年l2月,又开始对英文科高等一、二、三级函授学员实施函授教育。弄清楚上述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构建、再现和理解当时这一重要的历史图景,有助于推动学界对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进行深入性、持续性的研究。
简介:《敦煌本文选注》的断代上限可划至武德三年到七年之间,下限可划至贞观年间,可能是现存最早的《文选》注本;《敦煌本文选注》多有常识性错误、体例随意,应属於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以《敦煌本文选注》为起点的佚名注综合研究有助於解决佚名注的研究争议,重绘唐代的选学图景;《敦煌本文选注》可以证明:一,在俄藏敦煌φ242号《文选注》的断代问题上,“撮钞”说可能难以成立;二,俄藏敦煌φ9242号《文选注》不是曹宪的《文选音义》,而是大众知识份子的普及性注本;三,《文选钞》的着者可能不是公孙罗;四,唐代的选学发展应由精英+经典和大众+普及这两部分交互发展而成。
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表现了48个义民的竹笔长卷,这就是近现代著名画家司徒乔创作的《义民图》。它是画家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最富时代特征和感情色彩的作品之一。作为一名极具特色的画家,司徒乔在油画、色粉画、竹笔画等领域都有极高成就。受鲁迅先生影响,司徒乔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以纪实的手法,用独特的竹笔绘制了多幅广为流传的灾难画。这些作品凝结着作者的深切情怀和时代的悲情声音,向人们讲述着战争时期穷苦大众血泪,既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也斥责了国民党统治者的无能。本文从画家的成长历程、创作工具、创作的时代背景,作品的内容介绍、历史地位及灾难画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形成的原因等多个方面对《义民图》做了系统梳理与研究,使人们在全面了解《义民图》相关信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创作者的伟大人格。
简介:在许多史前遗址中,我们会将与文化遗存共存的大量其他遗物和遗迹看作是人类行为所致,比如将动物骨骼看作是人类狩猎或食用的庖厨垃圾。就像用静态方法分析器物工具一样,其实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考古遗址也一样,它们在发现时也早已处于被弃置状态,从被古人类栖居到被发掘出来的漫长岁月中,饱经地质、气候、生物和人类的种种动力作用,沧海桑田,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因此,单凭发掘过程中所获得的表面印象而做的结论,难免与遗址本来的面目有很大的出入。埋藏学和遗址形成过程研究,就是要把影响遗址和文化遗存堆积的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区分开来,从而能比较客观和全面地了解古人类的活动与行为方式。本文作者是最早提出遗址形成过程概念的美国考古学家,他认为一处考古遗址是由人类文化的和自然动力过程共同塑造的。自遗址形成阶段开始,文化动力和自然动力就无时不刻地对文化材料产生影响,它们决定了文化遗存保存下来的条件和机会,并直接影响到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和古人行为复原。遗址形成过程,特别是遗址废弃后的扰动会导致考古记录呈现一种被扭曲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图像,造成我们了解和重建过去的偏差。由于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不存在有没有问题,而是程度大小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的考古记录向我们展示的并非是一种凝固的远古社会形态,而是受到破坏后的扰动状态。在本文中,作者对如何研究形成过程,分辨自然动力和文化动力提出了一些理论方法的经验之谈,对于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分辨遗址形成过程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考古学家伍德和约翰逊指出,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文化遗存和遗迹的关系以及它们和遗址自然迹象关系的准确辨认和判别,是我们这门学科的基础。如果我们误读了这些关系�
简介:人在,情感即在.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情感研究由先前的哲学和心理学占主导逐渐转变为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十余年来,国际旅游学界的学者也开始对旅游现象中的情感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国内此领域则少有人关注.本文认为,游客情感当是旅游背景下情感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鉴于此,本文从游客情感的影响因素、游客情感的动态变化、游客情感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4个方面对国外文献进行梳理;并从管理学、消费者行为学、旅游体验以及其他4个视角总结与评析国内学者有关游客情感的研究工作.研究发现,拓展研究主题、丰富研究方法、综合援引各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是国内外旅游学界情感研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