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在宽泛意义上，形而上学以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为思与辨的对象。当然，理解存在并不意味着离开人之“在”去构造超验的世界图景，对存在的把握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人自身的这种存在，应当理解为广义的知、行过程，后者以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和成己（认识自我与成就自我）为历史内容，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在中国哲学领域，杨国荣已然确立自己作为卓越学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对西方哲学的熟稔与把握常令我们这些以西方哲学研究为主业者汗颜。在中西哲学两种传统方面所拥有的坚实功底为其从事哲学比较提供了独特视角。他最近的著作《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即是一本比较哲学的杰作。

简介：“具体的形上学”是杨国荣先生对自己三部著作及其思想的概括，据撰写的先后顺序依次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存在之维——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00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时作者改为《道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简介：道德哲学需要注重形上和形下之间的互动、理论和历史的互动．同时，也离不开新概念的生成，在这些方面，樊浩教授的工作体现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的层面看，在关注康德哲学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黑格尔的哲学。就对人的理解而言，辨析理性与精神构成了重要的方面：单纯地关注理性，往往仅仅偏重于人的精神的一个方面，由此不免导致对人的理解的抽象化、片面化，反之，肯定精神本身的综合性形态，则可以引向对人本身的具体理解。同时，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归根到底要走向实践，精神则从内在的方面为走向实践提供了某种动因。在此意义上，樊浩教授对黑格尔哲学的注重以及对精神的关注无疑有其理论意义。当然，以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和构架而言，樊浩教授提到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个环节，并且认为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三位一体，构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基本内容与构架，这一进路尚存在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简介：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18481915）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indiePhilosophie）出版于1914年，全书体系严整，言简意赅，从中我们可以大致领会到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人们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方式。

简介：借由魏晋时期道家哲学和佛家哲学两位代表性人物王弼和僧肇,在构建自身哲学体系或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基于语言使用之自觉和对语言局限性之反思,比较道、释两家在探讨此一问题时的差异.因二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所要处理的议题的相似性,以及受到对方学派影响之可能性所构建出的共通平台,从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在处理此一问题时的异同.一是语言使用的起点,即基于从事注释工作和最高境界的“不可言说”所带来的语言自觉;二是名与实、名与理之间的关系;三是语词使用中信息的传递问题,即对于言、象、意以及言、名、相的讨论.

简介：文艺复兴时期的“介入伦理”突出强调由力量与能力导致的主体性向他者施加影响的品质。“存在者之间”的本体论对“介入”能力的强调告别了之前中世纪流行的对道德品质的固定看法,转而重视主体自身在具体改变他者与世界走向方面的动态功能。以费奇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爱的伦理学”提倡最大幅度地向外“介入”,同时注重保留与维护他者主体性生成的必要自由空间。文艺复兴主体反对在任何时候将他者完全作为“亟待被施救的”非主体对象看待,而是要在尊重自由意志的基础上完成相对平等的向外介入。

简介：郑玉的《春秋》诠释以“圣人未修之《春秋》”与“圣人已修之《春秋》”的区分为基础,批评杜预、孔颖达等对《春秋》命名的界说,肯认《春秋》是经非史,客观上构成对朱熹等人所持以史视《春秋》观点的反动。杜预、孔颖达及公羊学家们所持感麟作经故经止获麟的说法,是就《春秋》之形式而言,《春秋》实质上终于黄池之会。他发挥孟子“事”、“文”、“义”之说阐发《春秋》宗旨,以尊王为《春秋》大义之核心,以存理灭欲为《春秋》旨归。在解经方法上,基于对《春秋》经史性质的界定,在以往经学家那里相为扞格的解经方法,在他那里却变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简介：当代哲学已经疏离于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指的是,人类在时空背景中形成的实践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类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指引自己的生活方向。这种疏离源于如下事实：自现代以降,哲学就是依据科学的范式来划定自身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新将现代哲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裂痕加以弥合。因此,可以从哲学采纳科学的范式时所面临的诸问题开始进行思考;特别要考察的是,对智慧加以重估是否能否重新恢复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是否有助于批判科学的过分自负。

简介：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遭遇到各种困惑,困惑之人是我们认识规范性理由的切入口.拉兹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由分类学,将价值与理由进行了对接.道德理由是一阶行动理由的自然状态,无论是在应用层面上还是价值层面上,道德理由都会产生冲突.建议、要求与命令都是求助他人解决冲突的重要手段.其中命令更是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二阶理由,改变一阶理由的规范性状态.一阶理由与二阶理由可以结合成为一种保护性理由,法律规范即为这种典范,在规范性推理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简介：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简介：德行教育预设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加以贯彻实行。知而不行的事实。使得道德自律的可能性遭到质疑。以价值灌输或行为规训做为保证知行一致的教育手段．这种德行教育的迷思普遍存在。首先批判来自知行双轨论的教育学迷思，并透过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知行同轨论，说明知行不一致的现象其实只代表：道德判断是道德行动之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借助布莱西（AugustoBlasi）与蒂尔曼·哈贝马斯（T．Habermas）对于道德行动之充分条件的探究，最后将指出，以自我本真与群体团结做为基础的责任判断．才是德行教育真正的基础。

简介：日常生活批判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总趋势总问题之一。亨利·列斐伏尔是此思想转向的重要推动者及其代表人物之一。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与众多的现象学家、生命哲学家以及存在主义者的学院派生活哲学研究有所不同,他始终坚持用辩证法研究批判现代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研究其思想的最重要原因。他在其漫长一生的不同阶段,分别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日常生活的辩证批判视角。其前期基于一种总体性辩证法立场而提出了瞬间性日常生活革命想象,后期则明显站在消解总体性的立场上,而分别提出了差异性的都市生活空间生产辩证法与身体化的生活节奏分析哲学。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从总体性革命想象向差异性的空间—节奏分析之视角转换过程,一方面表明了西方激进左派所面临的现实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研究重大社会生活问题中的强大优势与持久生命力。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空间的生产与节奏分析三个视角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生活哲学研究中广为采纳与运用的理论方法模型。

简介：基督教的神性爱是全无差异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人性爱则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这是学界中具有广泛性的一种看法。然而,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后儒的文本分析显示：儒家仁爱涵盖天、地、人,既是君子人格和政治伦理之基,也是天地大化、生生不已之源,本质上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爱。在实现之道上则讲究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直至天地万物的次第性之序。然而,这一次第之序既合乎自然人伦,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对此,既要看到仁爱具有以爱亲行孝为起点,然后外推的差别性,也要看到仁爱上达天命、下贯万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普遍性。在本质上和践行上,仁爱都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与顺序性和差异性的双重性特征。

简介：智顗与吉藏同是陈、隋之际的佛学宗主。智顗向被尊为天台智者大师．吉藏则被视为三论宗祖师，二人生平背景有许多相似之处。南北朝时期，佛性论是中国佛教界普遍流行的思潮之一，随着《涅槃经》传入中国，佛性思想广受佛教界关注及讨论，成为当时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智顗与吉藏无可避免地亦深受当时佛性论影响。二人在相关论著中，皆非常重视佛性论，大量引用佛性概念作为义理论述发挥。由于二人佛性论牵涉甚广，前贤已多有论述，故以学界罕言之思维方式作为论题核心或可见出新意。聚焦于智顗的“佛不断性恶”与吉藏的“中道佛性”，不仅可以溯源二人相关佛性思想内容，其思维方式亦可归纳出相同点（否定性、圆融性）与相异点（现实具象与超言绝象、即与离）加以比较。

简介：功利主义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功利主义的认识．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认识，更是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再认识，、功利主义理论以功利原则为基点．从边沁创立到密尔发展和完善。边沁主张以“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密尔则以更加人性化和减少计算的方式来使功利主义趋于完善．．桑德尔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功利主义并未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及重视个人价值尺度的差异性，甚至将人类的生命以货币价值为衡量是一种倒退现象.由此，桑德尔提出自己对权利与善何者优先性的观点。这个争论的结果对当前中国道德生活建设也具有启发性。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

简介：自奥义书时期之后，吠檀多哲学到了乔荼波陀和商羯罗那里发展至高峰。但真正把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西方世界的，当首推19世纪的圣人维韦卡南达。吠檀多哲学与一切伟大的哲学一样，都需要追问存在，需要回答宇宙与自然的本源以及意义问题。考察维韦卡南达哲学中的宇宙论，可以构成诠释吠檀多哲学中的“摩耶”理论的一条途径。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