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6年7月3日《工人日报》发表傅达林的文章认为，我国自从在审判领域引进英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一些要素以来，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审判公开也有了可靠的程序保障。但是，传统的对抗仅限于就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辩解，而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权，则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具体个案中的量刑权也被作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排斥在庭审活动之外。在这种权力配置下，审判公开仅仅局限于案件庭审的定罪活动，合议庭对具体量刑的评议、决定过程则被视为法院的“秘密”而缺乏透明度，这种量刑程序公正上的瑕疵使得一部分当事人只有通过上诉、申诉等方式请求变更量刑。

简介：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简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也称求刑权,是刑事公诉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存在有合理性,各国法律都不同程度地对此作了规定。我国法律没有明确授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但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大量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从法律明确授予、明确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和案件范围、提出量刑建议的时间、方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简介：在我国的诉讼体制中，量刑权属于法官审判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空间最大的“领域”，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权的行使又缺乏公开透明性，从而使量刑失衡现象成为我国司法中的“诟病”，并且也是导致同案不同罚现象最普及最主要的原因。产生于西方的量刑建议制度就是为了抑制量刑失衡而导致的同案不同罚现象，其不仅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司法实践的“招唤”。在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从而达到抑制同案不同罚现象，必须制定全国统一的量刑建议标准以及设置量刑答辩程序。

简介：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制度在形式上将＂定罪＂与＂量刑＂分离,同时力求在程序上以量刑建议制约法院的量刑决定。但从2010年量刑程序改革至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行使乏力,无法实现其根本的诉权制约功能。对于当前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本身暴露的问题,可以从程序性制约的角度分析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应有诉讼价值及其对于检察监督之于量刑权的程序价值,从而构建起以量刑建议权为主导的量刑程序对法官量刑过程形成程序性制约的机制。

简介：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因此确保死刑的正确及平等适用至关重要。但是除死刑复核之外，我国法律对死刑量刑的程序保障几乎没有规定。学界的探讨也集中在死刑复核的行政式审查及死刑案件的三审制等宏观层面。但很少讨论死刑判决的标准和适用该标准的量刑程序。文章通过讨论美国的死刑量刑程序及我国《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试行）》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毒品犯罪之一》关于死刑量刑的规定，认为我国死刑量刑程序主要包括：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综合分析加重处罚情节和减轻处罚情节；比例审查。

简介：探究量刑建议的制度来源应该从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能来考察，量刑建议性质上属于人民检察院履行公诉职能的一项活动，是人民检察院公诉活动的一项创新机制。同时量刑建议又能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起到软性制约的作用。检察院在量刑建议的实践中要处理好履行公诉职能与诉讼监督、提出量刑建议与尊重审判权、合法性监督与合理性监督这三方面的关系。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关于量刑建议的一些具体制度还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

简介：量刑基准作为经验之存在，既可以表现为一个确定的经验点，也可以表现为一个经验幅度。在相对合理主义理念的指导下，量刑基准不应在量刑初始阶段作为量刑依据直接加以采用。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坚持“法定优先”原则，构建“缩幅求交”量刑模式，并且充分发挥量刑基准之保障与警示作用。唯此，才能在终局意义上得出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与经验相结合的、相对合理的量刑结论。

简介：量刑活动基本上可以分疏为两条路径：量刑规范化和量刑个别化。“和而不同”恰是对量刑活动之量刑思想的精当概括。其中，“和”是量刑规范化的思想指向，“不同”是量刑个别化的思想指向。体现“和”之意蕴的量刑规范化与体现“不同”之要旨的量刑个别化共同筑成体现“和谐”意境的量刑机制。

简介：量刑基准是否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传统的量刑基准理论和确定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深化，这样才能科学地解决量刑基准规范化的问题。

简介：深入调查南京市医疗卫生系统11件职务犯罪，发现医疗系统中的职务犯罪的量刑存在着失衡现象，个案的罪行和量刑存在不均衡，即使案件之间情节相似也没有做到量刑均衡，这为我国打击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带来了负面影响。治理医疗系统的量刑失衡现象，应该完善刑事立法，改善司法实践。在刑事立法中，遵循实质合理性原则，制刑要合理。法官在确定量刑基准的基础上，要分步骤来进行量刑，努力做到量刑均衡。

简介：保护生命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行为人的刑罚与其所犯的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此，不仅需要严格区分本罪与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行为的界限，同时还需要正确认定其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以及客观行为与受害人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简介：我国自从2010年确立了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模式.经过近八年的运行,相关诉讼程序和司法实践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庭审程序改革的迟滞使得这种模式呈现出它的不适应性.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不仅存在证据法基础上的不同,亦具有若干现实必要性.构建独立的量刑程序关键在于确保量刑信息收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路径包括量刑信息调查主体和责任的明确、审判组织的专职化以及证明标准的重建等.

简介：量刑独立是实现量刑程序诉讼化乃至刑事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理念匡正，即破除定罪抑或量刑之“中心主义”，构设定罪与量刑之“流水作业式”。量刑听证制度是将量刑环节从“暗箱”中拉出的“拉杆”，通过具体案件的筛选牵引量刑活动的走向，发挥量刑过程中纠正机制的运行功能，以完成量刑活动的程序规范．

简介：“身份不明犯”是指《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身份不明犯”的侦查、起诉、审判，先要明确程序法上“身份”的范畴问题。“年龄”作为程序法“身份”是涉及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实务中，怎样科学、准确地认定“年龄”，以保证法律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需要认真探讨。

简介：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简介：编辑同志：最近，我们林场的树一夜之间被盗伐了很多棵。经公安机关查明，是附近一个村民干的。请问。他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简介：对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立了“数额＋情节”的复合量刑标准.然而参照该类犯罪量刑标准的历史沿革,评析各种关于先前法定数额标准的批判,并在深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反思当前“数额＋情节”的量刑标准,仍会发现其具有具体规定难以细化、容易走法定数额标准的老路以及不同档次的数额和情节并存时的量刑问题没有解决等局限.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的完善,司法理念上,应该坚守刑法底线、坚持罪刑法定;发展方向上,应以情节为中心重构量刑标准;操作上,应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

简介：犯罪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直观的感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在量刑时加以考虑。但被害人谅解是否对于法院有必然的约束力则不能一概而论。笔者从被害人谅解影响量刑的依据、限度、条件及监督保障等方面对被害人谅解与刑罚适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只要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保障，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

简介：量刑情节具有调整量刑幅度、保持量刑均衡、准确适用刑罚的重要作用。完善的量刑情节体系有助于引导法官正确量刑。由于立法背景、立法指导思想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量刑情节的规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不仅规定不全面，而且也不尽合理，有许多需要修改和完善之处。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审视，完善量刑情节的立法方式、丰富量刑情节的内涵、确立量刑情节竞合的适用规则、合理确定量刑基准，是推进量刑科学化、精确化和透明化，实现量刑公正的可选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