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因此确保死刑的正确及平等适用至关重要。但是除死刑复核之外，我国法律对死刑量刑的程序保障几乎没有规定。学界的探讨也集中在死刑复核的行政式审查及死刑案件的三审制等宏观层面。但很少讨论死刑判决的标准和适用该标准的量刑程序。文章通过讨论美国的死刑量刑程序及我国《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试行）》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毒品犯罪之一》关于死刑量刑的规定，认为我国死刑量刑程序主要包括：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综合分析加重处罚情节和减轻处罚情节；比例审查。

简介：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并不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刑罚量刑的首要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量刑时应当重点考虑责任大小而不是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另一个理由是

简介：对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修正案（九）》新设立了“数额＋情节”的复合量刑标准.然而参照该类犯罪量刑标准的历史沿革,评析各种关于先前法定数额标准的批判,并在深入把握贪污受贿犯罪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反思当前“数额＋情节”的量刑标准,仍会发现其具有具体规定难以细化、容易走法定数额标准的老路以及不同档次的数额和情节并存时的量刑问题没有解决等局限.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的完善,司法理念上,应该坚守刑法底线、坚持罪刑法定;发展方向上,应以情节为中心重构量刑标准;操作上,应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

简介：<正>在我国,量刑偏差及不平衡比较严重,同种犯罪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审判人员的处理而受到轻重悬殊的刑罚裁量。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特别是偏轻、偏重的现象较为普遍。华东政法学院所做的量刑问卷调查表明,30％的案件处理和30％左右的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出现偏差,偏差程度少则半年,多则10年以上。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他们在分析量刑不平衡原因的基础上,对标准化量刑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审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解释》主要规定了3方面内容：擅自设置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的表现形式，包括使用“伪基站”、设置“黑广播”以及其他情形；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犯罪竞合、单位犯罪、数量计算等问题。

简介：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定罪与量刑适用于同一证明标准，而国外的做法又有所不同，多为多元化的证明标准。应在我国建立以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为主要划分依据的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简介：量刑与定罪有着不同的司法功能，在量刑阶段。寻求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据规则等制度内容，是我国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基本要求、扩宽当事人参与法庭调查与辩论范围、建立量刑建议制度等内容，可以得出，在量刑阶段建立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制度，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将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数额＂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不能有效解决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量刑的一元绝对标准、多元可选择标准和多元并合标准均存在问题。坚持定量与自由裁量并行的双轨制量刑模式,能充分体现量刑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性与弹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与量刑公正。运用双轨制量刑时应做到：正确认识情节标准在量刑中的地位;全面考虑各种量刑情节;准确理解不同情节的适用范畴;合理把握不同数额与情节对量刑的加功作用。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在死刑案件的量刑上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助于减少冤假错案、充分的保障人权。从死刑量刑的证明标准上看,任何证明标准的运用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减少错误,但是,死刑量刑的情节存在差异性,对于不同的量刑情节的证明标准应当存在差异性,而不能单一的运用任何一种证明标准。因此,从死刑量刑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的视角审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之运用的不合理性,从而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证明体系。

简介：而且规定了每个情节应当确定（增加）的量刑等级,明确基本刑的确定方式和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标准,《美国量刑指南》不仅规定了故意伤害应当考虑的量刑情节

简介：量刑证据研究,不但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也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本文从量刑证据地位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量刑证据在实际中运用的困境及原因,继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对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运用问题有自己的观点阐释。

简介：摘要：量刑是刑事司法正义工程中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同时其也是司法实践活动中的核心热点所在。但对于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活动来讲，其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重定罪、轻量刑”的司法观念，受这一落后司法观念的影响，刑事量刑活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其发展受到阻碍。新时代下，量刑规范化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我国法律部门开始明确量刑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笔者以量刑原则与量刑规范的探究为主题，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展开了深度的探讨。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和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为贪污受贿罪创设了新的量刑标准,新量刑标准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剖析和解答。在贪污受贿罪的量刑中,应根据案情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多数情况下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分别是两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发生颠倒。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用以确定起点刑,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此基础上增加刑罚量。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将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设定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情节在数额的基础上发挥升格法定刑的功能,但却丧失了法定的独立量刑标准的地位。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联性犯罪的入刑标准来把握可量化情节的严重程度,不可量化情节的严重性由法官自由裁量。贪污受贿罪量刑新标准有四种法定刑升格模式,法官应当通过对情节严重性和案件整体危害性的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升格法定刑。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都可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达到上一档法定刑处罚标准下限的1/2以上时,辅以一定量的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才能升格法定刑。

简介：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简介：在电视剧《大法官》中，合议庭的三人对王杏花的故意杀人罪行量刑时，出现了三种意见，一人主张判死缓，一人主张判无期，一人主张判15年。在法院工作的同志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并习以为常，美其名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正是这看似正常的现象却会给王杏花一类人的生涯带来巨大的差别，假如法官们主张判无期或死缓，王杏花也只能接受这一判决事实。因此，这种现象应当被界定为“不正常的量刑现象”。这种现象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给人判决随意、司法不公的印象，二是容易导致审判腐败的发生。

简介：量刑规范化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随着法院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逐渐推行,实务界出现了忽视理论上量刑难度之维,认为采用简单的考评机制,法官和检察官就能实现量刑正义的错误倾向。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是实现量刑正义的手段而非实现能力考核的手段。

简介：2006年7月3日《工人日报》发表傅达林的文章认为，我国自从在审判领域引进英美对抗式诉讼制度的一些要素以来，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强，审判公开也有了可靠的程序保障。但是，传统的对抗仅限于就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进行辩解，而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权，则一直被视为人民法院的专项权力，具体个案中的量刑权也被作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排斥在庭审活动之外。在这种权力配置下，审判公开仅仅局限于案件庭审的定罪活动，合议庭对具体量刑的评议、决定过程则被视为法院的“秘密”而缺乏透明度，这种量刑程序公正上的瑕疵使得一部分当事人只有通过上诉、申诉等方式请求变更量刑。

简介：近年来，量刑公正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央司法改革项目中明确将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实现量刑过程的公正和量刑结果的公正．规范法官裁量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告人的参与权成为重要的课题。本专题从理论探析到样本实证分析，从量刑建议的完善到量刑辩论改革．从实体问题分析到程序完善等多个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探寻进一步完善量刑规划化理论，统一量刑标准，规范量刑程序，保障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

简介：近年某些法院试行的“电脑量刑”备受瞩目，这表明为全社会所关注的刑事量刑失衡问题已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有关“技术实验”已经开始。量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从“电脑量刑”产生的背景入手，分析其特点和预期功能，由此指出量刑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研究量刑标准和量刑程序改革的基本目标与措施，并探讨量刑规范化封刑事辩护的重要影响。

简介：曲马多，英文名Tramadol，是一种含有阿片类成分的镇痛药物，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可用于缓解癌症、骨折、手术等导致的中度至重度疼痛。据相关资料显示，正常人如果每天服用300毫克或更多的曲马多，可在短期内上瘾；长期大量服用可对人体的神经系统，以及肝脏、心脏、大脑等造成严重损害，并可产生类似海洛因成瘾症状，造成服用者重度药物依赖并发生严重的精神错乱及人格改变。公安部2009年3月作出的《关于办理非法贩卖曲马多案件相关问题的批复》明确了曲马多的毒品性质。沈阳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依法查处第二类精神药品违法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