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简介:关于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我原以为早已解决。但是,最近拜读祁进玉先生的巨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副题:《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后(为行文方便简称《重构》),才知中国土族的认别与族源问题,在祁教授的文化视野中,尚处在重新识别和重新构建的门槛上。在《重构》一书中,祁教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认定工作,从根本上提出了质疑并加否定。在《绪论》中写道:中国也从部族国家进入公民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国家政治整合的进程中纷纷由部族共同体进入民族共同体的行列,那么理应是自然过渡的共同体被人类社会历史的命运彻底打乱了自然演变的步伐,从而演变为政治过渡,这种过渡究竟省略了中间的什么环节?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共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于"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之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一方面,中共仍然没有放弃二大以来确定的以"民族自决"和"地方自治"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和国家理论与中国"国家统一"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式"有违中国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的弊端,因此在处理实现"国家统一"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和国家形式问题等方面,开始逐步扬弃客观存在的导致中国四分五裂、导致中华民族离心离德隐患的"民族自决"的理念和概念,开始明确提出并日益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并付诸实践——当然,此一时期中共"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和概念还是被置于"复合制"之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联邦制"的大框架内,有其自身不可解的逻辑矛盾。但是,也正是基于此一"两难"因而难以"两全"之"困境",中共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和创新,为中共在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彻底摒弃"联邦制"之"国家统一"的国家结构、国家形式,而全面代之以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中国风格和气派,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民族区域自治"为特色的"单一制"共和国之"国家统一"目标和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