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这里所说的理论思维,既指正确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也包括运用理论的科学方法.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当然无所谓科学方法,但是如果运用理论没有科学的方法,则正确的理论会造成误解和歪曲,指导思想也难以应用于实际工作.恩格斯还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理论思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形式和内容因时代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邓小平曾经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3]这里所说的动脑筋正是指的新的理论思维.江泽民同志说:'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根本的是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4]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质上也是一个理论思维的问题.
简介:阐述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包括阐述和平发展的内涵;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我党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的条件的认知、对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阐述中国要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把握中国自身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阐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和平发展道路是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才能实现的。
简介:当下中国的实践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它还处在开创阶段,在一些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概念上,学者们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还处在自说自话和纷争不息的状态,有鉴于此,为了推进实践哲学研究,需要做五对必要的区分:按照实践主体的不同,区分为经验的、道德的和本体的实践;当人们在本体的层面上使用实践概念的时候,由于本体预设的不同,他们的实践哲学也可区分为生存论的实践哲学与超验论的实践哲学;从实践哲学的讨论与具体的实践情境和实践行为的关系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形式的实践哲学与质料的实践哲学;就一种实践理论所反思的对象是否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本身,这个问题可以区分为元实践学与部门实践哲学;而就道德的实践哲学而言,我们可以按照道德的实践哲学的善恶判断标准的不同对这些道德的实践哲学进行分类,区分为结果论的实践哲学和动机论的实践哲学。
简介:本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实践概念进行的讨论作了梳理,认为卢卡奇等通过对劳动、意志、日常生活、批判、兴趣、交往行动、个体实践等的阐释为实践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文化元素,为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提供了丰富的资养。认为在构成实践的各种元素中,劳动是最基本的,但只有和繁衍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构成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实现从生物人到现代人的过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表述过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即"生命的生产",它回答了作为始源或基元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生产活动的基本模式以及人类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问题。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即人的救赎,历史上有关经验之美与超验之美的讨论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确立为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
简介:德育方法论是关于德育方法的理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中,传统的灌输法失去了其合法性。面对价值观多元化的挑战,价值澄清理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关怀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的应答方法。由于它们的理论基础不同,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其方法功能仅关注某一方面,所以它们的德育方法论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所面对的现实道德冲突问题。以系统论为研究视角,科学阐明价值引导、实践体验、感情建构方法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其整合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把现代德育方法进行系统整合连接,构建价值引导、实践体验、感情建构的方法论整体系统是当代德育方法论发展的历史必然。
简介: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国家的政治利益问题。他认为,在冷战格局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争取与维护好国内各民族的安定团结局面,如何扩大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空间,如何妥善处理与保持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如何建立与巩固好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的新社会制度,都是事关新中国政治利益的既刻不容缓而又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不少争取和维护新中国政治利益的观点与主张,逐步形成为他的国家政治利益观,并将其付诸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天,对其展开研究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的奋斗目标颇有益处。
简介:邓小平对日外交战略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他高度重视推动中日友好事业,认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大力倡导“中日友好”的同时,邓小平认为对于中日关系中的一些负面的消极因素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对日本人民讲友好,也要对日本右翼作斗争。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高度重视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中日关系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新型外交的大框架下进行全面审视,深入研究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及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日关系: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所作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要与时俱进,要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