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强制缔约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相关制度,同时在实践中也有扩张强制缔约制度的呼声。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类型化的探讨有利于加强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对于强制缔约制度,一般将其区分为直接强制缔约和间接强制缔约,但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本文从义务主体的视角对强制缔约进行初步的类型化,以增进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强制缔约义务可以区分为公共事业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国家的强制缔约义务和普通民事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强制缔约制度的三种类型在制度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异,被观察的视角也有所不同。

简介：语言文字是工具，是人民法官文化素质中最基本的因素。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官，不仅应该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渊博的法律知识，而且也应该是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具有驾驭语言文字应用水平能力的典范。

简介：<正>陷害教唆理论源自大陆法系的德国,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当年创立该学说所应对的问题同样在中国出现,但是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却多从英美法出发,试图以诱捕侦查的角度从程序上予以解决,而在实体法上对陷害教唆理论着墨不多。诱捕侦查理论和陷害教唆理论解决的都是被教唆者的刑事责任问题,使被教唆者脱于不正。换而言之,被教唆者"不正"是因为不当诱惑或不当陷害,因为诱惑、陷害不当,所以被教唆者转而为"正",即真正不正之人是实施不当诱惑、陷害之人,令人奇怪的是,该真

简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建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积淀了深厚的情性,迟滞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它与现代法律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显现出多种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因素。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为了这项现代化工程不致夭折,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广阔背景及其特质作深入、细致、认真的探究,以期找到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最佳途径。

简介：为什么选择民主,是需要证明的。历来人们以民主制所能够带来的好处作为证明民主制正当性的根据,其局限甚大;因为,民主制存在诸多问题,如果作为工具则当为更好之工具所替代。民主制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民主,而民主本身则具有正当性和目的性。民主的正当性构成了民主制的正当性根据。任何民主都是一定共同体的民主,共同体的范围决定了民主的范围。共同体的构成有其实在社会基础,由此,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为保障民主制度的功能和防止其不利后果的发生,民主需要法律化。

简介：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各地区的城市住房政策却未能有效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本文从分析农民工城市住房政策现状入手,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住房政策建议,期望对解决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有所帮助.

简介：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上级的任务要求,又要立足实际对本市域社会治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推动实践,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

简介：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对待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是一种是再建之前的破坏心理，再加以金钱的诱惑，似乎全然持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本文就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会有几类，分别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人们的生理及心理的影响皆作一一剖析，以提醒人们对此环境问题的重视。

简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简介：对诽谤的立法规制是在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之间进行价值衡量的结果。在宪法意义层面,可以运用比例原则作为分析框架对其合理与否进行考量。我国刑事立法中存在诸多诽谤罪名,作为广义诽谤法而存在的《刑法》第103条第2款、105条第2款的立法设定并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般诽谤法存在的《刑法》第246条也存在一定瑕疵,应在现有基础上做出修改。

简介：《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指出要严格治理行政决策不作为的行为,着力提升行政决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实践中,行政决策不作为有着较强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有着重大的阻碍。为此,应当从理论上对行政决策不作为加以界定,并以其面临问题和成因的分析为媒介,来探究如何通过法治手段来完善行政决策权的边界,从而制定严密的行政决策不作为的监督体系,为法治政府建设涤清障碍。

简介：我国目前对形象权并未在立法中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出现的形象权纠纷案件都是通过人格权、著作权、商标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保护。这四种保护模式在具体适用上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也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在我国将形象权纳入立法之前，在司法审判中需要拓宽思路，在把握形象权本质属性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公平的裁判。

简介：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是从诉讼构造的高度来厘清侦诉审的法律地位及相互关系,强调刑事诉讼活动应围绕着审判活动进行,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而庭审实质化是审判活动的中心,真正发挥司法公正的职能。以审判为中心下的庭审实质化要求：在纵向侦诉审结构下,审前程序服务于审判程序并且接受司法审查;在横向审判阶段中,要贯彻起诉书一本主义、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裁判规则、诉权制约原则和法官独立原则。

简介：欧洲刑事政策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获得关注。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欧洲法律的刑事化，即欧洲共同体、欧盟层面刑事法律规范的扩张和限制；刑事法律的欧洲化，即各成员国刑事法律对欧洲统一、共同的刑事标准的反应，前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后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语境下的多元化。《里斯本条约》确立的多数表决立法机制为欧洲超国家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可能导致欧洲刑事立法扩张的风险，另一方面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身份滥用防卫机制可能导致欧盟刑事立法的瘫痪。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有助于解决这样的矛盾，为合理控制并引导欧洲的刑事立法和实践提供可靠的途径。

简介：公众网络参与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包括：侵蚀公民理性思维从而损害了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削弱人们关于某些基本问题的共识从而损害了民主制度的基础;缺乏科学的民主规则使得公众网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并对国家正式法律规则产生了冲击;民主责任意识淡薄和责任追究机制失灵使得公众网络参与失范行为难以得到扼制。

简介：信访法治化改革一直被视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行政信访、复议、行政诉讼等各类救济机制之间协调配合的改革突破口。尤其是近年来，中央围绕信访法治化进程从程序建制、信息化建设以及清单渠道分流等制度面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然而，这些法治改革举措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过程中遭遇了诸多制度悖论。信访救济的法治化趋势不仅可能会给基层治理模式带来冲击，更可能形成群众路线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内嵌冲突，如何处理信访法治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制度张力，并无损信访制度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续造功能，将是行政信访法治化改革的棘手议题。另外，从国家救济体系的角度观察，相比于行政诉讼等传统司法救济模式，对于当事人的渠道选择倾向而言，行政信访体现出明显的制度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各类救济渠道之间的比例失调，信访法治化改革应当具备一种国家治理体系构造的整体思维，行政信访的后续改革亟须各类司法救济渠道自身制度能力的提升配合。

简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向来被视为最后的救济手段，诉讼的最终救济性决定了它必须适应各种纠纷或者至少是大部分纠纷解决的需要。尽管“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纠纷的多样性就意味着程序的浪费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诉讼并非最完美的纠纷解决方式。为了更好地实现法律正义，

简介：<正>对辩诉交易的研究,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有个别的学者简单地介绍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但没有在学术界形成研究热潮。对这一制度真正的重视是近两三年的事情,特别是2002年4月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参照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和争论。辩诉交易制度能否为中国所借鉴与引进,理论界众说纷纭,实务界褒贬不一。但是,对该问题的研究目前尚处初步阶段,有关人员对此问题的探究也仅限于表层。在我看来,对

简介：检察机关除了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参与者，更是监督者。围绕这个前提与基础，设计、推进、检验包括量刑建议在内的检察量刑监督制度才是科学和有效的。量刑的规范化是刑事审判公平、正义的体现，只有体现量刑公平、公正，合理的刑事正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正义，才有利于我国刑法的实施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