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现代主体性在一路高歌之后陷入了危机。主体性危机表明了主体性结构中自我与他人、经验与先验、理性与非理性等各种因素的缠绕遮蔽与对立冲突,因而主体自身发生着解构。现代主体是建立在排除和压制他者的基础上的,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是对他者的肯定。他者并不是简单的人称称谓,而是寻求差异的一种复杂的话语语境。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通过不同形象的他者的发掘瓦解了中心化的现代理性主体。尽管后现代哲学一再声称要探寻更复杂的主体性形式,但他们的理论诉求并未真正实现,而是陷入了新的理论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哲学提供的是一种消极和充满悖论的主体。在当代,最重要的不是对主体的解构,而是对它进行重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超越解构并且重建更具反思性的主体性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胡塞尔关于“原初生活世界”的分析可以依动态构造法则和静态内容而做区分。在他那里,就作为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而言.有关历史的先天和历史目的论的现象学分析构成其主要内容。但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没有同等公正地对待历史和哲学。利科关于记忆、遗忘和虚构想象的研究可以被看作对内容面向的生活世界的修正和进一步发展,它们分别揭示了人类记忆的历史处境、遗忘的存在处境和想象的“彼在”存在论。据此,生活世界的内容可被刻画为作为记忆(遗忘)和希望(失望)的生活世界。对这一人类存在论基础内容的关注是哲学家的使命,依此关怀,哲学家能够在伦理和政治的现实层面给予人们振聋发聩的提醒。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整个社会需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动力。2014年1月1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而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构建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当代的社会凝聚力正面临来自从地方到全球不同层次上的多种方式的挑战,尽管远非经济伦理学能解决,但作为一种三层次的研究方法,经济伦理学应该而且能够作出尽管有限但是重要的贡献。首先,将企业和经济的目的解释为财富创造,定义财富是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结合,包括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并且特别强调,公共财富的创造意味着需要不同于市场的机制和不同于利己主义的动机。其次,需要讨论凝聚社会的不同方案:开明的利己主义、新博弈论方案和天主教社会教义倡导的共同善概念。最后,提出经济伦理学关于加强社会凝聚力的如下观点:(1)聚焦企业和经济创造自然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目的;(2)倡导通过伦理审查的公共产品;(3)保障作为公共产品概念来理解的人权。
简介:晚期狄尔泰的哲学主题乃是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这一规划尤其体现在狄尔泰1900年的《诠释学的诞生》和1910年的《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之中.在《诠释学的诞生》的导论和补充部分,业已出现了将诠释学从某种技术手段转换为某种哲学规划的尝试,亦即探讨对生活表达之理解的结构与特征,但诠释学在此仍然是对持久固定的文本的解释和阐释.这一诠释学奠基方案在1910年达到了高峰.在《历史世界在精神科学中的建构》中,狄尔泰详尽阐释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区别,阐发了精神科学的独特结构,亦即生活、表达与理解之关联,最终落脚于客观精神和效果关联.客观精神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超个体的文化世界,使人们对他人的理解得以可能,保证了理解的客观性;效果关联则刻画出精神世界的根本特征,它塑造了客观精神,使其成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奠基才是可能的.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