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返还原物请求权作为物权请求权的一种重要类型应否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学界看法并不统一，立法也未予以明确，司法实践中对同类型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尽一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简介：

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7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决不允许＂的要求,即：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这四个＂决不允许＂,无一不折射出当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抱怨与不满,其中内涵极其丰富,涉及司法领域中的许多重要方面。

简介：<正>民事诉讼,就诉讼标的之意涵应如何理解,于学说上产生甚大之争论。尤其在民事实体法上发生请求权竞合或形成权发生竞合之情形,于诉讼法其诉讼标的为何,究构成几个诉讼标的,存在甚多不同之理解。台湾地区实务上目前在通常诉讼程序仍采用旧诉讼标的理论之立场,学说上则有主张采用旧诉讼标的理论或诉讼标的相对论之见解,亦有主张采用新诉讼标的理论两个构成要素或一个构成要素理论之见解。值得留意者,于德国之长期立法上、学说上与实务上乃

简介：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制和案外人利益的保护除了法院的内部监督外,也需要来自人民检察院的外部监督。虽然民事检察监督的公权监督性质决定其监督的范围主要为法院生效的裁判和调解书以及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但从功能上,其并不只是权力监督一项功能,客观上也具有司法救济、恢复受损诉讼秩序等间接性、补充性功能。检察机关对虚假诉讼进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在于虚假诉讼的违法性、危害性和规制虚假诉讼的现实不足。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以事后监督为主,而且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一般应依申请监督,只要虚假诉讼受到损害的第三方没有提出申请,检察机关也无须启动监督程序,如果虚假诉讼损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监督。在监督方式上,应该充分考虑抗诉的"刚性"和检察建议的"柔性",并适当适用实践中的其他有效监督方式,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制度合力。在监督手段上,要充分、正确行使调查核实权,保证监督的实效。

简介：摘要院本文将通过对提起诉讼的不同形式以及同一诉讼的不同结案方式来详细探讨提起诉讼对诉讼时效的影响，以期对诉讼时效的中断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简介：<正>一、关于德国历史上的三种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诉讼程序"和"职权诉讼程序",我们并不陌生。就其认识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这两个程序所处的各自内国刑事诉讼法之研究。[1]二是,对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中刑事诉讼程序之比较讨论。[2]除了这两个领域外,对"当事人诉讼程序"和"职权诉讼程序"的探讨,其实还有第三个角度,

简介：德国、日本和法国都坚持司法权严守于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救济当事人权利的界限内。在坚持司法权界限的前提下，德国和日本将行政诉讼纳入其司法权范围之内并统一于诉讼的本质上，以救济权利为其根本任务，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主观诉讼性质；法国在司法权范围之外建立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专门机关，行政诉讼主要呈现出客观诉讼性质。三个国家的行政诉讼都是以一种性质为主导，再通过立法政策以类型化的方式增加特定诉讼种类，以达到主客观兼顾的双重目的。

简介：2013年《民事诉讼事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可是，从诉讼标的的角度，“公共利益”在实体法中的阙如成为公益诉讼正当性的一种阻遏，那么，在以权利而非利益方可启动诉讼的前提下，只有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利化描述才是根本出路。在求证出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之后，诉讼担当是成为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最佳理论依据，但是，检察机关承接的只能是公益诉讼形式上的权利，而实体权利仍归真正权利人。

简介：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权运行应当始终秉持“诉讼”特征，并外化为诉讼构造。辨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程序，以其高效性受到了司法实践的青睐，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诉讼构造明显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美国这种失衡状态得到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以及深植理念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给予的一定程度上的修复；大陆法系国家在移植该制度时，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纷纷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我国因种种原因虽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高效的司法裁判方式的探索以及建立的需要，却将受益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简介：在我国目前环境污染损害公共利益日益突出的今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最为有效的诉讼救济手段在我国还未完全建立。2012年民诉法增加公益诉讼制度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上升到了新的起点,然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和范围以及举证责任等方面还存在障碍亟需排除。

简介：小额诉讼制度引入我国《民事诉讼法》既是对国外先进制度的借鉴,又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小额诉讼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无疑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但细读相关条文不难发现,关于小额诉讼的具体规定不但过于笼统,同时也存在诱发滥诉的隐患。此外,诉讼固有的局限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执行难等问题仍然存在。文章从新民事诉讼法为切入点,阐释小额诉讼存在的不足,并结合国外相关立法提出完善措施。

简介：<正>所谓被害人刑事抗诉请求权,是指对于法院一审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的,享有请求公诉机关提出抗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从本条款可以看出,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当事人享有刑事抗诉请求权,但并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其刑事抗诉请求权也不必然启动二审程序,最终是否抗诉还要取决于人

简介：行政诉讼庭前和解，是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使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纠纷在进入庭审之前就已经被化解的一个制度设计，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尽管该制度某种意义上有规避法律之嫌，也曾引起学界诸多质疑，但从行政诉讼将纠纷解决作为最高价值、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从行政诉讼成本控制、从当事人享有处分权等角度分析，仍然有其正当理由和理论支撑。为了规范该制度的运行，必须在时间节点、提起人、决定权、主持人和裁判方式等环节予以特殊框定。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问题首先引发出罪与非罪的区别，并牵扯出诉讼诈骗罪的情节问题和诉讼诈骗罪与“滥用诉权”等概念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诈骗罪不仅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共犯形态、罪数形态和阶段形态问题，而且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结果加重犯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本着诉讼诈骗犯罪的事实真相，立于惩罚和预防的“双重正义”或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价值双赢”，恰当运用刑法理论予以把握和解决。

简介：权利人撤诉后,因起诉而生的中断效力归于消灭,因为起诉是＂独立＂中断事由,它不依附于＂请求＂事由;起诉是＂程序性＂中断事由,要遵守程序法逻辑。中国式撤诉规则及其实践、起诉难现实、时效期间短、义务人不诚信等规则或现实不足以否定＂不中断＂立场。时效自撤诉之日起继续计算,但为防止权利人无足够时间行使权利,可规定＂撤诉后6个月内时效不完成＂。

简介：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一直是各方努力的目标。研究债务契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的公司治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本文研究了债务诉讼是否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和债务诉讼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具体路径，并深入考察了法律环境和债权人相对谈判力对债务诉讼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1-2011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经过一系列实证检验发现：（1）债务诉讼可以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2）盈余管理和会计稳健性是债务诉讼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路径；（3）法律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债务诉讼降低股价崩盘风险；（4）债务诉讼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只在债权人拥有强的相对谈判力时成立。以上结论经过延长股价崩盘风险预测期间、采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学术文献，并为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契约的公司治理作用提供了更直接可靠的经验证据，同时对如何从债务契约视角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简介：以刑事诉讼构造为视角开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要从刑事诉讼构造理论研究中汲取丰富营养,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构造,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简介：诉讼监督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专门性工作,其在检察工作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是构成检察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反映检察工作本质属性的重要体现,是实现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检验检察工作成败与否的重要指标,然而,在实践中,存在着诉讼监督工作趋向＂流于形式＂,工作开展＂停于表面＂,工作合力＂难于形成＂,工作环境＂趋于恶化＂,工作运行＂疏于管理＂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诉讼监督工作固有的重要性难以得到真正体现,诉讼监督工作发展状况与其重要性要求存在很大差距。新时期,党中央作出了全面加强法律监督的工作部署,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的重要责任主体,唯有正视这些问题,在准确把握诉讼监督工作重要性中,树立工作新理念,提高工作新水平,转变工作新模式,探索工作新方法,建立工作新机制,才能实现诉讼监督工作转型发展。

简介：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创制和实践推行,将深刻影响民事司法的整体格局,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该程序回应了社会公众对司法大众化的期待,在减轻当事人讼累、提高诉讼效率、科学配置司法资源、实现案件分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小额诉讼程序的实施将导致基层法院及其人民法庭面临申请再审案件增加的局面,当事人因权利保障不足和救济渠道不畅,也可能产生对法院的抵触情绪。这种状况意味着基层法院面临的压力在短期内将有所增加。为此,基层法院和上级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做好应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