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7月,城市炎热不堪,我在烈日炙烤中即将迎来自己的36岁生日。36岁,在我的家乡被认为是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日子,像是一块里程碑,总结过去,期望未来。家中那个忙碌得近乎不着调的男人大概早已忘记还有这样的时刻需要重视,我不愿提醒他,但我暗自计划去一个地方,如果不能结伴,那就独自去。可能这样会有失落,可悠长的婚姻,失落是难免的吧。没想到,生日前几天的夜晚,他突然递过来两张机票,我看到目的地写着"西宁",心中一软,这正是我计划去的地方。然后,他又递

简介：立足于语言事实,对比分析了“拧着”和“拎着”的语义特征,指出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性特征是方向是否转动,这是语法上判定“拧着鸟笼”是否搭配得当的标准,也是修辞上衡量“拧着鸟笼”和“拎着鸟笼”哪个更好的标准。语言学者应该做好语言与事实的相互印证,根据客观实际正确引导,当好语言导游或语言参谋。

简介：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在指导刑事司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与惩罚犯罪方面作用尤甚。刑事司法实践在行使定罪权、量刑权、行刑权时要正确充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期更好地实现刑法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基本功能。

简介：我国确立了“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法律）根据”论断,并形成了刑事责任根据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但却“静态有余而动态不足”.面临罪责关系的虚无化、刑事责任动态研究薄弱、体系性认识混乱等现实困局,研究刑事责任动态归责成为必然.从刑事责任根据论到动态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突围是刑事责任范畴实现知识转型的必由之路,应以罪责关系为理论原点,遵循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并重,导入刑事一体化理念及方法,整合协调正当化事由的体系定位与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理论建构,突出正当化事由的归责意义与功能,建立由犯罪构成与正当化事由构成的刑事责任归责体系.

简介：近来,国内公布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随着案件的公布,人们逐渐认识到错案的本质,即侦查阶段证据的错误运用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因素。在已知的亡者归来、真凶再现、证据不足案例中选取相应类型,划定错案研究的范围。一是分析错案形成的原因,二是尝试建立防范错案的侦查机制。使司法改革完成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的转变,体现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

简介：B德意日刑事处罚令程序与我国刑事速裁程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仅限适用于轻罪案件,都是不经当庭质证、辩论对被追诉人定罪处刑,实质上都要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二者又存在一些区别：刑事处罚令程序严格禁止被追诉人会被判处自由刑立即交付执行的案件适用,而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并未对此作出限制;刑事处罚令程序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而我国刑事速裁程序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二者在定罪处刑方式和程序救济后的法律效果也有很大不同.我国可以借鉴德意日刑事处罚令程序,放宽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加强对被追诉人获取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明确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从宽量刑的幅度,进一步简化庭审程序.

简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关乎检察机关办案组织形式及检察权运行机制问题,是新一轮检察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大部制＂弱化行政性纵向关系,在组织结构上实现检察管理的扁平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试点过程中,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由于同质特征被整合划分为同一大部门成为普遍模式,但是否实行捕诉合一、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如何归属则出现了几种不同操作方式。理论界与实务界认识上存在着一定分歧与争论,而分歧的背后则隐藏着对我国检察工作现实状态的不同判断以及对检察改革的不同主张和期待。

简介：对证人的有效询问是法庭证据调查的重要环节。刑事诉讼法虽初步建立了由控辩双方通过举证、质证推动庭审调查的证据调查方式,但在立法与司法实况中仍缺乏交叉询问的基本制度框架,因此我国刑事庭审中的证人询问模式尚不足以定位为交叉询问。德国的"轮替询问"和日本的"交互询问"两种证人询问范式之兼容与龃龉,反映了对交叉询问规则进行法律移植在诉讼理念与制度文化层面的障碍。中国式证人询问方式的构建必须在承认多询问主体人证调查结构存在的基础上,合理界分证人类型,并设置与之相对应的法庭询问程序。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与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认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确立的是＂真＂之条件;后者表达的是＂真＂之信念。前者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后者则以社会建构论为真理观。＂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真实的情结。＂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有助于回归证明标准的本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有效适用需要＂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保障。

简介：由于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在国情和历史沿革基础上产生的诉讼制度、侦查制度也体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就中美两国的侦查制度对比而言,中国大体可以划归为单轨、复合、集中、一步侦查制,美国属于双轨、单一、分散、两步侦查制。相比较而言,美国的侦查制度在维护正义、保障权益、注重程序等方面有长处,很值得我们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长久以来举着程序正当的旗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许多无奈当庭无罪释放的叹息,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证据被迫排除。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限制下,许多犯罪人成为漏网之鱼,成功逃避法律的追究。美国侦查制度也需改革完善。

简介：近年以来,单位犯罪问题在我国日益严重,但在司法实践中,将成立单位犯罪作为减轻自然人刑罚的理由甚至辩护理由,这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从英美法系较为成熟的法人犯罪理论来看,法人责任的根据主要有“原生责任说”与“次生责任说”两种模式。我国的单位犯罪理论正是基于“次生责任说”的固有观念,存在许多问题。应当采用“原生责任说”的认定模式,独立考察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因此,对于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无须严格区分,既成立单位犯罪又成立自然人犯罪的,自然人应适用更重的刑罚。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处罚相关自然人。在自然人与单位都可作为某一罪名主体的情形下,在定罪和量刑标准上单位犯罪应当与自然人犯罪一视同仁。

简介：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需要相关的法律责任制度作为保障，但目前我国缺乏非法垄断行为刑事责任制度。从必要性角度分析，非法垄断行为具有应刑罚性，从可行性角度分析，设置非法垄断行为刑事责任更有利于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借鉴国外非法垄断行为刑罚制裁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从立法模式、构成要件与责任形式分析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刑事责任与刑法的衔接。

简介：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既可以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又能使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将有助于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在我国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对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正当性区别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更加辩证的认识刑事和解。

简介：数据化为基础的信息网络社会具备显著的间接性特征。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网络服务提供者“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以行政裁量取代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责任的规范判断,突破了消极责任原则的约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创设了间接刑事责任。应当坚持刑法中的消极责任原则,将本罪修正为“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属于量刑情节。在预防性司法的理论进路下,应在社会风险管理的整体意义上理解犯罪风险预防,以《网络安全法》第74条为基础,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规制对象,构建层次分明的法律责任体系。具体来说,在能够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间接故意或过失时,适用“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不能明确认定其主观责任时,充分发挥刑法规范的积极调控功能。

简介：按:主持人(聂立泽教授):大家晚上好.欢迎刘仁文教授来我校演讲。刘教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刑法研究室主任,他现在还同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他学贯中西,曾作为访问学者游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普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西

简介：刑警除罪权作为刑事警察基本职权之一，属于特殊的刑警自由裁量权，是刑事警察对相关涉案人员做出否定犯罪决定的权力，其独特的属性在于处分性、独享性和终结性。在实践中行使刑警除罪权的案件类型主要包括：应当行使刑警除罪权的涉罪案件、可以酌情行使刑警除罪权的涉罪案件和必须慎重行使刑警除罪权的涉罪案件。刑警除罪权的理论根据在于非犯罪化思想、程序正义理念和司法效益观。行使刑警除罪权主要存在四类问题：玩忽职守的不作为、职权之内的滥作为、超出职权的滥作为和不尽合理的混乱作为。为此，应做三点改进：特定职权的规范化规定、职权体制的专业化调配和监督机制的合理化构建。

简介：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呈现的四个特征：尊重国家主权、禁止溯及既往、不适用时效、调查范围有限。在调查的过程中应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利益以获得国家的认同和合作;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重点调查原则才能使司法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加强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护,可以使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活动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简介：自1996年刑诉法实施之后,我国刑诉法历经17年再度修改,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原有基础上有很大的变动,出现了不少'闪光点'。庭前会议就是其中新增的一项制度。国外的刑事诉讼法中普遍存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判前植入一个中间程序,这一直是我国学者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庭前会议制度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刑诉法中这项制度的空白。我国刑诉法第182条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83条的规定,审

简介：在司法领域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将部分轻微的刑事案件纳入速裁程序快速处理,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措施为:合理放宽量刑和罪名的限制,进一步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处罚令程序,在符合速裁条件的案件中二次分流,构建多元化的简易程序;限制被告人上诉权,防止滥用上诉权导致速裁目的落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兼顾社会效果。

简介：2012年＂人权入法＂是我国人权保护工作的又一里程碑。但当前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界均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将刑事法律当成＂被追诉人的大宪章＂,过于强调保护被追诉人的人权,有的甚至提出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主张。这种观点不但与＂三大人权公约＂冲突、自身存在逻辑矛盾,而且有碍司法公正。事实上,无论是从犯罪的本质、刑罚的根据、刑法的调整对象看,还是从＂两法＂的目的与任务看,刑事司法中保护的都应当是包括被害人、被追诉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人权。保护方式有三种：通过打击犯罪、消除犯罪对全体公民人权的威胁来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犯罪人人权的过度侵害来间接保护;通过限制刑罚权,防止其对无辜者的侵害来间接保护。将刑事司法的目的与任务定位为保护全体公民人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