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原则是在实践推理领域起作用的规范性标准之一,而实践推理是关于应当如何行事的推理。本文从规则与原则之关系的讨论开始,勾勒出法律规则的两个模型,即基于规则的自主性观念和总括性观念。然后提出两个相应的法律原则模型,第一个原则模型为合理化模型,其重视既定原则的一致性和排他性,为此可以修改在原则平衡中起作用的原则。第二个为优先性模型,其优先考虑原则平衡,可以相应地修改既定原则,这是一个"认知确立"的过程。根据合理化模型和优先性模型之间的差异,随后解释性地阐述了德沃金有关法律原则的各种评论,并批判了亚历山大和克雷斯近期提出的对法律原则的批判。

简介：民事权利义务规范的设定有行为本位和资源本位两种模式,民事责任规范作为民事规范的一种也不例外.传统的学说将民事责任界定为义务的违反显然是行为本位视角的产物,实际上民事责任的产生与当事人的义务违反没有必然联系.民事责任是为保护民事权利或者法益,基于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对一定的民事主体产生的不利后果.根据民事规范的设定模式,可以把民事责任规范设定模式分为'义务(行为)--责任'模式和'权利(资源)--责任'模式两种,其中前者是行为本位视角的产物,后者是资源本位视角的产物.

简介：两种代表制理论之再评价胡位钧代表（或议员、代议士）在代议机构中如何代表选举人或选民的意志，是代议制理论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各国学界的意见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意见认为，代表必须按照选举人或选民的意见行事，代表是选民派驻代议机关的“大...

简介：根据传播过程中的受众不同,中国经济法传播可以分为小众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与传统部门法传播相比,现有经济法传播的特点是:小众学术讨论与大众传播频道不同,内容也不相同;先有大众传播的泛滥,再有小众学术讨论的成熟;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基本上没有被立法接受;虽然"国家调节说"对小众学术传播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在大众传播中其应有的引领作用受到了阻碍。其危害结果是:小众学术研讨的自娱自乐和大众传播的无知无觉;经济法启蒙教育的失败,教学资源浪费;无法消除社会公众对经济法的偏见。要纠正大众传播的错误,需要我们还原现行经济法大众传播的本来面目,加强政府部门对大众传播内容的监管,发挥小众传播权威对大众传播的引领。

简介：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理学。哈特"法理学"的特点是"描述性"与"中立性",是关于法律的"二阶"理论,其无涉道德评价;德沃金"法理学"的特点是"评价性"与"证立性",是关于法律的"一阶"理论,其关涉道德评价。哈特"法理学"的最大问题是,从法概念中剥离道德,导致不能为法律合法性提供辩护;德沃金"法理学"的关键问题是,用道德对法律合法性进行审查,易于消解法律的独立性,丧失法律的权威性。故此,为维护法律的合法性与独立性并存与统一,可借鉴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念,尝试性地区分法律的外在道德与内在道德,将法律的合法性审查标准限缩在法律的内在道德之中,并借鉴康德的"可普遍化检验"原理,将通过普遍化检验所形成的可普遍化原则作为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判断标准。

简介：<正>一、对二元参与体系的反思(一)二元参与体系的基本学术立场和内部学说争论1.正犯与狭义共犯的区分制所谓二元的共犯体系,是指在刑法典的规定上,将广义共犯区分为正犯和狭义共犯,对两者的定罪量刑作特殊的区分处理的体系。在二元参与体系的视域中,正犯与共犯从一开始就被分配了不同角色。而对于如何描述两者的不同,学者中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这些学说主要包括主观说、客观说以及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等。而主观说内部又可以分为目的说、故意说;客观说内部又可分为形式的客观说和实质的客观说;其中实质的客观说又可以分为重要作用说、必要性说、优势说、以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原因说为基础的客观说等。可谓众说纷纭。主观说主张以行为人所思所想作为判断正犯、共犯的标准。由于这种判断标准取决于行为人头脑中虚幻不实、无法把握的"意志"或"思想",这对于判断正犯和共犯的

简介：随着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司法实践中反馈来的信息,我们发现传统的案例辅助教学模式的缺陷正日益突显。开设专门的民法实例分析课程是案例教学模式的一种新的尝试。作为民法基干课程的补充和提高,民法实例分析课程将有助于弥补民法理论教学和传统的案例辅助教学模式的不足。

简介：（本刊讯）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时、证人、鉴定人在两种情形下应当出庭。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的会议纪要所做的规定。为共同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两高”负责人今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协商，就有关问题达成共识，并形成会议纪要于近日下发。

简介：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深刻剖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积极自由观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逻辑联系的基础上,伯林认为消极自由观是"机会"、"能够"、"可能性"取向的自由观,以区别于"必须"、"应该"取向的积极自由观.但伯林的剔除了自主概念的消极自由观也蕴含了内在的危机.

简介：本文分析了二战后头五十年内关于日本司法系统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法官自愿成为执政党的政治附庸,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独立和诚实的司法人员。双方都同意,作为日本司法系统的特征,对个体法官进行紧密的官僚制控制使得司法系统统一并且和谐运转,但这也导致了日本法官更趋向于服从重森严的等级,而非法律的教义。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司法系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可借鉴利用的模型,因为后者正在缺乏大量法律从业人员的情况下建设新的司法系统。必须注意的是,日本司法系统是在能够缓和极权倾向的有效民主制度中运行的。作为最终的结论,所有的司法系统都是极具政治性的,他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以其自身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为背景而展开的。本文也分析了各持上述一种观点的两位学者间互相冲突的方法论:马克·拉姆塞耶的回归分析和理性选择假说以及约翰·黑利的传统比较法制度历史分析。本文比较了两种方法论的强处和弱处,并体现了以下两点:第一,至少在这里,定量分析进路强调了个体选择的作用,而定性分析则强调了制度设置;第二,尽管定性分析能提供更为宽广的叙述,但也以故事中空白情节的人为虚构和因此造成的结果走样为代价。

简介：法律监督是维护法律完整统一正确实施的国家宪制职能,监督对象应从＂法律实施＂层面出发而不限于诉讼监督。核心价值不明、规范内涵有误、范畴存在偏差,是阻碍行政检察权能回归的理论困境。以活动＂属性＂为一级分类标准,围绕＂公共行政＂展开的行政检察监督和围绕＂司法裁判＂展开的诉讼监督是构成狭义上法律监督的两个＂周延且互斥＂的一级下位概念。公权性、外部性、受控性和执行性是＂公共行政＂的四个关键要素。行政检察监督仍需基于一定限度,即遵循人大制度、程序性控制为主、限于公权领域外部行为、不直接涉及个人和公共法益减损。以＂主体＂为二级分类标准,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多方主体＂实施公共行政的控制。行政执法、行政司法、一般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反腐败执法应接受行政检察监督,监察委调查活动虽有属性之争,但难逃法律监督序列,并涤除行政机关刑侦活动、监所活动和行政诉讼,最终在规制国家公权、构建检察权威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寻求价值平衡。行政检察监督的可能走向是发挥审查要求提请权协助合宪性审查。

简介：<正>本卷提出来希望警醒学界的是当前法学学术领域的两种现象或者说两种倾向,该现象与倾向虽不属于法学学术研究本身的范畴,但却与法学学术研究紧密相连,这里称之为法学学术研究的两种"边缘"现象或者两种"边缘化倾向":其一,是理论落后于实践;其二,是学术评价的非学术化。前者主要体现于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破产法的立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陋到完善的过程，其立法思想也从以保护债权人为主，到债权人、债务人、社会整体利益综合平衡的转变。从企业重生机制在破产法上引进与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法律移植方面做出的努力及制度突破。

简介：讨论为便于讨论,左拦所列称“A译”(1986年北京法律出版社版),右拦所列称“B译”(1987年上海中华印刷所印)。甲就总体而论,A、B两译比较起来,A译优于B译,但A译亦有欠当之处。乙本法名称,以A译为是。利用中国和外国投资的形式,不是我中外合资企业所独具的唯一的本质属性,不宜特别强调,故B译采用”

简介：建基于进化主义之上的制度正义观与建构主义制度正义观有何不同,以及制度正义传统中两个路径如何相互作用来共同影响现代社会,一直以来都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哈耶克在其著作中对理性模式的探讨和分类,构成了两种正义观传统的知识论基础。本文以此为解析的理论假设,并借助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与两种制度正义传统的探究,对中国当下社会之正义前景作一下展望,希冀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简介：19世纪现代学科兴起,形成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随着学科界限的确立,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深入。甄克思和麦克奇尼处于这一转型时代,接受相近的学术训练,同样思考《大宪章》问题,在事实梳理相近的情况下,得出了迥然相异的价值判断,并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学界反应。两者都承认'liberhomo'是贵族,《大宪章》是贵族宪章,给予其他等级的权利十分有限。甄克思据此认为《大宪章》并不是宪政进步的标志,但麦克奇尼却发现了私利、法治、国家和情感四层价值。麦克奇尼也承认《大宪章》缺乏常规制约手段,但却认为《大宪章》对权衡和对改革深信不疑,是对法治的认可和规划。这种矛盾之造成,既由于双方研究中的史实疏漏和立场选择,也在于对《大宪章》之后的发展缺乏深入研究。甄克思与麦克奇尼的观点迥然相异,学说的命运也大相径庭。麦克奇尼的研究确立了20世纪《大宪章》的叙事基调,在其后的六十多年里都是学界主流。《大宪章》也以此种方式成功地融入了英国的现代性叙事中,不惟为英国人言说,也为其他欧美国家承认。

简介：<正>一、引言对抗式和纠问式是两大法系的法学家们描述英美和欧陆司法制度的结构性差异时经常诉诸的一组传统概念。在我国,这两个舶来的学理范畴也早已是老生常谈。就刑事司法领域而言,人们通常认为英美制度是对抗制,而西欧大陆诸国则属于传统的纠问制国家。这种分类背后潜存着某种理论想象,即对抗制和纠问制是两种截然不同、并且相互之间完全不相关联甚至有些对立的制度类型。然而,事实上,实际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细致观察,可以发现任何一个

简介：既有关于现行宪法中＂国家所有＂性质的研究因未能区分宪法文本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所有＂而未能揭示宪法＂国家所有＂的真实含义。《宪法》第9条和第10条中的＂国家所有＂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所有：前者属于＂全民所有型＂的＂国家所有＂,是全民所有制的组成部分,是宪法的一种价值选择和政治决断,是有待立法形成的制度框架;后者是＂非全民所有型＂的＂国家所有＂,是属于非基本权利的民法所有权。在＂全民所有型＂的＂国家所有＂的部门法实现方面,各部门法应该根据自身的功能、调整范围、方式,运用自身的概念和立法技术自主地进行制度设计。但各部门法的制度设计应该彼此协调,避免冲突,合力助推＂全民所有型＂的＂国家所有＂价值目标的实现。

简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劳动导致人的感觉的单一化，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将是美的实现者；尼采对西方启蒙运动高举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都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现代文化是对人性的腐蚀和毒化，导致了生命的病态，美和艺术对尼采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和尼采都从美学视角深入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做出预见和反思。

简介：第三部门在欧洲“社会经济”和美国“非营利部门”这两种路径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作为传统第三部门法的新发展，社会企业的制度演进在这两种路径下也不尽相同。在欧洲“社会经济”路径下，社会企业在福利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成为社会经济的新形态，欧洲的立法者为其创设了包括合作社模式、公司模式和开放模式在内的特定法律形式。在美国“非营利部门”路径下，社会企业可以囊括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商业化、非营利组织通过设立营利性附属机构或与营利企业合营形成复合式“社会企业集团”这一系列现象，它们所带来的挑战也得到了制度回应。社会企业在这两种路径下的制度演进无一不折射出第三部门法在当下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