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对朱熹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褒者常常引用美国R.A.尤里达教授的话:“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理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李约瑟也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506页)贬者则认为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以后,统治中国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就由宋元高峰渐趋跌落。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骤起,距离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百多年来的落后局面,以至今日之艰难,对此,理学难辞其咎。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
简介:当社会治理成为一门学问后,表现出了对知识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治理就是专业化知识的应用。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体系,是通过把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整体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会以艺术的形式出现,即达到社会治理的某种理想境界。但是,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停息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变革也会引发社会治理的变革。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过程中,显然会表现出对新知识的渴求,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往往会耽于旧的知识框架之中,即使新的知识出现了,也会强行地将其纳入到旧的解释框架之中。这不仅对于社会治理变革是有害的,而且会把社会变革而积累起的能量压制下来,并等待其总爆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革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压制了社会变革的能量而引爆的。鉴于此,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觉的知识创新,更需要社会治理去容纳和利用这些新的知识。
简介: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种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国家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微观社会生活的具体操作力量,政府通过单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则微乎其微。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制的确立,我
简介: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实验技术的精细化,意志自由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视,认可意志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哲学家与持质疑态度的神经科学家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立足于这一背景,从对李贝特实验的解析出发,我们试图批驳将包括自主决断等复杂的精神活动在内的人的所有行为均可还原为大脑的物理化学反应机制的“神经过程决定论”及“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基于“精神活动依赖于生理学意义上的物质基础,但并不等同于这一物质基础”以及“行为的原因不同于行为的理由”等鲜明理据,有力地论证人的意志自由、人的自主决断之客观真实的存在,并揭示这种开放性的决断并非取决于因果先定的大脑活动,而是具有不受自然界因果必然性支配的特征。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