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权的侵犯涉及到人权的不实现和人类行动者与这种不实现之间特定的、主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能是互动性的;但当行动者联合设计和施加一些制度安排,以此造成人权的可预见和可避免的不实现时,这种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制度性的。现有证据表明：一、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人权尚未得到实现;二、较穷一半的人类正在遭受全球家庭收入份额的迅速下降（目前份额低于3%）,就其原因而言,超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承担重要责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像我一样的人--有影响力国家的富裕公民--联合起来大规模侵犯了全球穷人的人权。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既没有调查人权不实现的制度性原因,也没有研究相关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简介：形而上学的层次结构可被展示为一个以其抽象程度递增的金字塔：质料的形而上学—形式的形而上学-理念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对其中的各个层次,康德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涉及,只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质料的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正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而康德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先验综合命题如何可能＂这一关键问题,康德的回答和论证包含逻辑上的恶性循环。通过强调＂统觉＂的自返性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通过对其质料的形而上学作一定的改变,并对形式的和方法的形而上学做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整个形而上学可以获得一种奠基。

简介：

简介：1847年,当马克思在与普鲁东争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他那时候当然不会想到,110年以后出生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他的这个命题。马克思说:"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作为杨国荣的同学和同事,我,还有从美国赶来与会的黄勇兄,有幸见证了杨国更多还原

简介：2010年1月28日下午，在罗伯特·布兰顿fRobertBrandom）位于匹兹堡大学哲学系的办公室，我对他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谈。此前，我们已经有过多次谈话。本来可以在那些谈话的基础上，整理出一篇较为轻松的文字，然而当听说访谈内容可能将被发表时，布兰顿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态度。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辩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郝苑是＂硕博连读生＂,他的硕士生导师是孟建伟教授,是我的第三届博士研究生,在我先后招收的10名博士生中,他是学术功力和研究水准都不错的学生。从一开始我就对他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把博士论文题目定为“批判学派与现代和后现代科学哲学”，二是开学后选修二外——德语。

简介：不久以前,在中国刚刚崛起的时候,许多人谈论的是中国应当如何设法让世界接纳并＂以一个负责任的政权＂融合在当今世界秩序里。然而,仅仅几十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现在人们已经在谈论,中国如何在创建新的世界秩序里扮演积极的乃至领导的角色。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通常的技术是经典技术。当量子力学与信息科学的结合产生了量子信息理论时,才产生了直接的量子信息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的存在揭示了它的本质,它是量子要素、量子结构与专有功能的统一。人的意向是构成技术人工物实在性的潜在因素。量子信息技术属于生态技术,它的诞生将推动量子信息文明的来临。经典算法所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世界复杂性,有可能通过量子算法得到克服,这表明客观复杂性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有关。

简介：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构主义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移植到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一种新的技术哲学——技术的社会塑形理论——不断发展壮大。通过采用社会学研究纲领对传统技术哲学进行批判,技术的社会塑形论从经验维度实现了理论重建,同时也推动了技术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经验转向。

简介：哲学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的重视研究问题，有的重视构筑体系，有的重视解读文本，有重视阐释义理；或者如金岳霖所言，有的是综合的心灵，有的是分析的心灵；或者如詹姆斯所说，有的是硬心肠者，有的是软心肠者；或者如柏林所讲的，有的是刺猬型的，有的是狐狸型的……虽然，哲学家的研究风格可能各有千秋，

简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技术的社会塑形论立足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围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理论流派：（1）以托马斯·休斯代表的技术系统论;（2）以拉图尔为代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3）以平奇和比克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技术的社会塑形论开启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具有诸多理论弱点。

简介：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双重品质表现为现象学特性与非现象学特性的统一。＂现象学特性＂意味着技术追问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明的但依然需要澄清的方面;＂非现象学特性＂意味着追问本身被遮蔽、被忽略的方面。二者是共在的关系。海德格尔技术追问的功绩是让人与技术之间的自由关系得以呈现,问题是让这一关系永远地停留在先验的、形式的层面。只有引入技术体验、身体、实践等维度才能够让自由关系得以从经验维度充实自身。

简介：技术批判理论关注的主题包括敌托邦②（dystopia）和民主．双面的技术（即包括技术和社会两方面），技术系统的环境改造，以及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哲学的贡献。批判理论主张，工业社会的设计在政治上是偶然的，以此反对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现如今从属于技术律令和需求的人类，或许在将来能够控制技术并决定技术的演化。批判理论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的过程称为“民主的合理化”（democraticrationalization）⑨，它所需要的技术进步以公众广泛参与技术决策为前提条件。这种“成本”与“收益”的根本性转变是难以预测的。

简介：现代社会通常被说成是合理社会．但作为这种说法之核心的“社会合理性”（socialrationality）概念，值得作进一步澄清。社会合理性是不能够以科学方法的理想化形象作为模式来理解的。科学和社会两者都不符合这种图景。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技术统治论的那些诉诸科学之社会幻影的论证，却总是使批判沉默无语。有必要提出一条新的批判策略，它能够对理性之抵制本身进行理性的批判。与那些把现代人工制品、系统和组织理解为是理性确定程度不足（rationallyunderdetermined）的策略相比。对理性的浪漫主义拒绝被证明是不那么有效的。前者首次出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用到“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但他依然能够在讨论工作日长度的时候，在面对某种非常像社会合理性的东西的时候，避开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随后以一种富有启发但又模棱两可的方式将浪漫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混合起来。在当代科学和技术研究中．“不充分确定”的概念重新出现，并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得到清楚而详细的阐释。但是在这过程中，批判的力度却有些弱化。技术批判理论尝试恢复原初的批判力量，并把它的进路推广到社会合理性的三种主要形式。

简介：一、会议概况2014年9月10日到12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和汉诺威—莱布尼兹大学莱布尼兹研究所、科学哲学与伦理中心发起创办,汉诺威大学哲学系、比勒菲尔德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马格德堡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共同主办,

简介：当前，以泛在网为基础建立的泛在社会正在形成。在泛在社会的社会治理中，技术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泛在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信息通信技术是泛在社会技术治理的关键，如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很好地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施行。但由于技术治理本身的局限，信息通信技术在推动泛在社会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亦带来了一些社会风险。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技术治理发展的同时规避其社会风险，对泛在社会的发展、技术治理模式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