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权的侵犯涉及到人权的不实现和人类行动者与这种不实现之间特定的、主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能是互动性的;但当行动者联合设计和施加一些制度安排,以此造成人权的可预见和可避免的不实现时,这种因果关系也可能是制度性的。现有证据表明:一、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人权尚未得到实现;二、较穷一半的人类正在遭受全球家庭收入份额的迅速下降(目前份额低于3%),就其原因而言,超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承担重要责任。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像我一样的人--有影响力国家的富裕公民--联合起来大规模侵犯了全球穷人的人权。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这并不能抹杀这个结论,因为他们既没有调查人权不实现的制度性原因,也没有研究相关制度改革的可能性。
简介:默顿学派在科学的社会性研究方面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的关系。并对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科学的自主性研究方面最先提出并阐发了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运行机制,有力地从科学体制角度揭示了科学的自主性,并强调了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自由的重要性。此外,默顿通过对多重发现现象和科学天才的社会学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既非完全自主因而勿需社会因素的参与,也非完全社会性的因而全部由社会因素支配,而是社会因素和科学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较之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默顿学派关于科学性质的研究仅只是初步的,但该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从科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说,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关系;2.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辩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马克思将其辩证法的特质标示为“批判的和革命的”,但后人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阐释中,却将之肤浅化了,批判性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运用。孙正聿教授将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身的追问,对于各类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并由此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突破形式逻辑之排斥内容的内涵逻辑,因而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便首先是对于形式逻辑的前提批判。正是通过对辨证法之对形式逻辑之形式成立前提和内涵前提两方面批判的考察,孙正聿教授构建了一个辩证法批判的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这是对于康德、马克思批判性思想之弘扬与阐发.是对辩证法研究的一个极富创新性的理论贡献.
简介: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