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言语行为研究是目前韩国语教育领域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在众多言语行为当中,拒绝性言语行为很容易损伤对方的面子,给对方带来不悦。特别是中国的韩国语学习者,由于思维方式不同或文化差异等原因,使用不恰当的韩国语拒绝表达方式,常常引起对方的误会。因此,让学习者掌握符合场景的拒绝表达方式就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社会职位、亲密程度、公私场面及负担程度的不同,设置出12种对话场景,考察出中国学习者在不同场景下使用韩国语拒绝表达方式的实态,并与韩国语母语话者进行对比找出差异之处,从而为日后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案提供基础性资料。经研究,在不同的对话场景下,中国学习者与韩国语话者所使用的拒接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从总体上来看,韩国人经常使用推测、理由说明、征求许可等表达方式来拒绝对方,相反,中国人则喜欢向对方说明状况,解释自己能力不足,或强调自己的意志。因此,韩国人的表达方式比较委婉含蓄,而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便显得直截了当。
简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h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一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
简介:摘要目的观察96序列相似的家庭成员B(FAM96B)在肝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肝癌患者的组织标本及临床病例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IHC)、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FAM96B在96例肝癌组织及配对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分析其表达差异与肝癌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运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IHC检测结果显示,FAM96B在癌旁组织阳性表达率高于肝癌组织[72.9%(70/96)比37.5%(36/9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174,P<0.01)。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FAM96B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量显著低于癌旁组织(0.703±0.136比1.617±0.248,t=31.733,P<0.01),且该表达差异与肿瘤直径(t=8.575,P<0.01)、甲胎蛋白(AFP,t=7.828,P<0.01)、脉管癌栓(t=-6.836,P<0.01)及肝癌分化程度(t=6.892,P<0.01)显著相关,与性别(t=0.119,P>0.05)、年龄(t=0.073,P>0.05)、乙肝抗原(t=-1.920,P>0.05)、肝硬化(t=-1.508,P>0.05)无明显相关。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肿瘤直径(χ2=7.458,P<0.05)、AFP(χ2=32.993,P<0.05)、脉管癌栓(χ2=35.764,P<0.05)、肝癌分化程度(χ2=5.041,P<0.05)、FAM96B表达水平(χ2=3.937,P<0.05)与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相关。FAM96B高表达组肝癌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长于低表达组肝癌患者(中位生存时间38个月比24个月,χ2=3.937,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直径[风险比(HR)=0.304,95%可信区间(CI) 0.121~0.764,P<0.05]、AFP(HR=0.366,95%CI 0.142~0.943,P<0.05)、脉管癌栓(HR=0.453,95%CI 0.228~0.903,P<0.05)、FAM96B表达量(HR=4.625,95%CI 1.654~13.003,P<0.05)是肝癌患者独立的预后因素。结论肿瘤直径、AFP、脉管癌栓、FAM96B表达水平是影响肝癌患者生存时间的独立因素。FAM96B表达水平与肝癌恶性程度及不良预后明显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