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司法解释首次明确电信诈骗的定罪标准：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或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可以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简介：“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应当降低,已成为这一制度试点改革的一大难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争论流派众多,令人莫衷一是。然而,作为证据确实、充分之标准的三个条件并未因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而消失,在坚持实质真实原则的前提下,为避免＂疑罪从轻＂导致冤假错案,对定罪事实及不纯正的量刑事实之证明仍应坚持传统的证明标准,但证据的调查程序和证明规则可从简;而对于纯正的量刑事实证明之标准则可以适当降低,从而达到有的放矢、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之目的。

简介：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并不是由诸多因素所决定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刑罚量刑的首要标准不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量刑时应当重点考虑责任大小而不是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另一个理由是

简介：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罪名等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无法获得救助而死亡是交通肇事罪的一个加重处罚情形,其罪名仍为交通肇事罪。但该罪到底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在理论上与实务中都存在争议。而它与其他类似犯罪在定罪量刑上的协调也不无问题。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放任心态,属于故意犯罪,将该行为独立设置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更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定罪量刑。

简介：我院二审少年法庭自一九八六年底成立至今，共事结各类未成年刑事案件218件。共判处未成年人373名，维持的为80．6％，改判的为19．4％，计48件发回更审的6件。

简介：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定罪与量刑分离的趋势,但是我国现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是一种以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主、非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辅的混合模式,此模式下的刑事辩护面临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冲突、辩护罪名与判决罪名相冲突的困境。未来的改革应当改革审判模式,使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才能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上述困境。

简介：本文论述了盗窃案件定罪量刑的4个难点问题:(1)盗窃数额计算;(2)盗窃共犯的责任和适用法律;(3)盗窃犯的自首处罚;(4)盗窃数额标;隹、多次盗窃和情节严重的确定。

简介：宜宾中级法院的赵良剑同志在《四川审判》2001年第6期上发表《高级法院不宜制定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数量标准》(以下简称赵文)一文，对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质疑，认为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缺乏公开性”，“在司法文书中从不被援引”，“弊多利少，实不足取”。笔者拜读后，深感赵文重拾旧题仍不乏新意、新据，难能可贵，但对文中所持论点及部分论据却颇有异议。笔者认为：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授权各地高级法院在其规定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幅度内制定具体数额标准的做法．利多弊少，应予坚持，并逐步完善。因为这种做法：

简介：我国新刑法第201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采取……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简介：一般人虽然不能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构成该身份罪的共同实行犯,对于共同犯罪的共同实行行为,以一般主体身份成立一般罪的实行犯

简介：摘要期待可能性理论在短短一百年中，从产生发展到今天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用的理论，足以说明其在处理各种超法规情形时的重要作用，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并未纳入刑法典。故本文意在从司法实务的视角，运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对我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到的40份提及“期待可能性”字眼的刑事判决书的深入分析，探索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现状以及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引入。

简介：定罪量刑并非法官简单地对照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单向的、静态的过程,而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由法官、行为人、被害人、社会公众四元主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各方的互动关系分别表现为冲突、强制、合作,而情感因素则成为各种互动关系的纽带。在此基础之上,各方的情感因素有了"展示"的空间,并对定罪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微妙影响。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的互动过程中,各主体的情感因素的作用力划分则为:以行为人情感为基础,以法官情感为主导,以公众情感、被害人情感为参照、印证。

简介：

简介：2009年6月15日上午9点半，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第一法庭内，浦东新区检察院诉被告余新付犯故意伤害罪一案开庭审理。被告人余新付是外地来上海以拾荒为生的农民，因在建筑工地上捡拾钢筋废料时与工地人员发生争执，用水泥块将工地负责人陈某砸成轻伤。

简介：对于诸如轮奸等＂加重情节＂到底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争议,并带来对其认定应否考察主观罪过、因果关系等疑难问题。基于现行刑法为守护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而拒绝加重量刑情节存在这一点,刑法立法和司法中的加重情节只能是定罪情节,具体为加重犯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立法上,定罪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的界分在于立法给该情节的刑罚配置不同。其中,对于定罪情节,立法给其配置的是相应的具体法定刑,而对于（法定）量刑情节,立法给其配置的是从轻、从重、减轻、免除处罚等功能。

简介：一、本案事实认定和证据分析(一)事实认定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2月,被害人郭永华侄子郭红松托人携带礼品向女青年余静静求婚,被余静静拒绝。后经协商,由时与余静静谈恋爱的代奎父母赔偿郭红松家1360元。2010年1月12日16时许,郭永华、郭永文酒后在关岭县坡贡镇街上与代寸忠、代朋良、代奎相遇,双方因赔偿之事发生争执并抓打。16时15分,坡贡镇派出所值班协警王道胜接到报警电话,称有人在坡贡镇粮管所门口打架,要求出警。王道胜遂向坡贡镇派出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被告人张磊报告。张磊随即带领王道胜驾驶警车赶到现场,见

简介：新定罪标准是一个价值追求、评价对象多元的标准体系,既包含了针对单个证据的证据能力标准,也包括了针对作为整体之证据体系的证明力标准。证据能力标准是由庞杂的证据能力规则编织而成的一张刚性的网,而证明力标准则是蕴含了客观证据与人的主观因素之互动的弹性标准。定罪标准是以由单个证据评价到整体评价,由刚性评价到弹性评价为内在逻辑的多层次体系。刑事证据法现代化转型背景下,价值多元和自由证明原则是妥当解释新定罪标准的两个基点,对于这两点的无视、否认或认识不清,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对定罪标准的单一化、客观化、扁平化误读之根本原因。

简介：<正>案情简介:被告人常某1993年4月5日下午下班骑车回家途中,偶遇一骑自行车人与骑摩托车人相撞,撞车二人当即昏迷。围观群众十几人。骑摩托车人(第二天死亡)在撞车时,挂在摩托车把上的手提包(内有一万元人民币)被甩出,落在被告人自行车旁,二捆人民币(一千元一捆)甩出包外,被告人顺手将二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