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建议刑法增设侵犯商业秘密罪赵宝安商业秘密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智力成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是谁掌握特定的商业秘密，谁就有可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而占据市场。所以，商业秘密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必然要求法律提供足够的、有效的保护。我国...

简介：

简介：一、关于单位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情况的定性问题单位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由单位负责人决定或集体讨论决定,将公款挪给他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对单位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在理论界与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简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寻衅滋事罪中的重要类型，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但又争议最大、最难理解的类型。针对“两高”于2013年7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加以分析。“随意”表主观要素，体现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肯定本罪中流氓动机的成立，对其应做扩大解释，不仅包括寻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涵盖报复性的动机。将“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中的“多次”理解为二年内随意殴打他人三次以上。本罪中的伤害程度不排除致人重伤、死亡，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予以判断。

简介：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财产犯罪,刑法理论界对盗窃罪的研究颇多,审判实务亦积累了不少审判经验,但仍有不少具体问题有待明确.笔者近期抽查了上海法院一审审结的盗窃案件550件,计712名被告人,以这些案件的裁判文书为第一手资料,总结了所反映的特点和问题,并对入户盗窃、扒窃的认定,多次盗窃累计计算及盗窃罪的量刑平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以期解决审判实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简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或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具有办理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不能成为本罪主体.出于何种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简介：2007年3月17日至18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知识产权与网络刑事法律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刑事法学界、知识产权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及企业的二百余人与会。研讨会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司法认定、网络犯罪的管辖、虚拟财产的性质等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从这次会议中选择了五篇文章和发言，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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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我国刑法第291条之一对编造、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入罪标准、加重量刑的标准均模糊，导致司法实务中对认定该罪的诸多问题产生分歧。本文对此加以具体分析和探讨，以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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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滥用职权罪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认定滥用职权罪关键在于认定“滥用职权”，主要包括滥用行为和职权界定两个方面。滥用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超越职权和不正当行使职权两种，超越职权系指无权而行使职权，不正当行使职权是指有权而违反规定行使。职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系滥用职权的标准，应当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内部章程等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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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构成非法占为己有,主观上必须有易合法持有为不法所有的意图,客观上必须具有以物之所有人身份自居的行为。对于上下、主从者之间的占有归属,应区分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包装物、封缄物的占有,一般而言,应采受托人占有说,即不管受托者是取得被包装物、封缄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中的内容物,都应该定为侵占罪。

简介：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重大损失”是司法实践中最疑难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中“重大损失”的认定模式多种多样，导致司法的随意和混乱。构建科学合理的“重大损失”认定模式，有必要对司法判例进行实证研究，梳理出相关规律。重构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认定模式时，必须要将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类型化，即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确定不同的认定模式。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当区分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另一方面，应当区分侵犯商业秘密后不同的用途。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问题,向来引起学界和实务部门颇多争议,然而,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设置不但与法条的可操作性关系密切,而且与法律能否抗制复杂多变且愈演愈烈的受贿犯罪直接相关.本文结合司法实务及国外相关立法例,从受贿犯罪的本质上,对当前理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简介：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本文通过一个实绩,从"包庇行为"的"刑法含义"角度阐述"知情不举"不为罪.

简介：

简介：面对近年来呈高发态势的经济犯罪，我国从立法到司法实践中，都对这类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集资诈骗罪作为该类案件的典型代表，在定罪量刑上频现争议。从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对于这类犯罪定罪标准不明确，量刑依据模糊的现象发人深省。民间集资行为是以民间借贷合同关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行为如何能够成为集资诈骗罪，是一个从民事行为到刑事犯罪的过程，因此，从民法视角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民刑之间在该罪认定上的区别和衔接，并提出完善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