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我国现行的侦讯制度与侦讯实务偏重侦讯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理论界提出的侦讯改革方案偏重权利保障,有失侦讯效率的提高。合理规制侦查讯问,需要更新理念,正确处理犯罪嫌疑人的侦讯程序主体与证据来源的关系,有效化解犯罪嫌疑人与被追诉人在侦讯中的目标冲突,适当矫正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制裁相结合的综合机制,为侦讯制度提供配套制度保障,以利于实现侦讯制度兼顾讯问效率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双重目标。

简介：对刑讯逼供问题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公诉环节的重要职责,但实践中监督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为此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科学、规范、明确的监督刑讯逼供的检察工作机制。首先要完善调查机制,拓宽发现刑讯逼供线索的渠道,规范调查程序;其次要完善制裁机制,健全包含程序性制裁措施和实体性制裁措施在内的制裁措施体系,强化制裁力度,规范制裁程序;第三要完善认定机制,正确把握刑讯逼供的构成要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建立分阶段、有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第四要完善综合监督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过程中涉及刑讯逼供的普遍性、类型性问题的监督能力。

简介：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相互冲突等因素,检察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与态势。承担着社会矛盾化解任务的检察机关必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全面加强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工作,积极推进从源头化解社会矛盾工作,方为治本之策。

简介：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或者自我归罪的表现,其本身并无重大法律意义。然而由于受贿犯罪证据的特殊性,受贿案件翻供、翻证行为已经成为打击腐败的瓶颈。本文拟深入分析受贿案件翻供的类型、翻供的原因,通过在证据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分配上建立新的规则、制度,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即将施行的背景下,探讨受贿案件嫌疑人翻供问题。

简介：大陆法系国家通过警察、检察官、法官、嫌疑人及律师之间权力和权利的相互制衡,来保障卷宗信息的全面、公正、可靠。通过证人出庭和以法庭审判为中心环节,有效地保障了被告的质证权和实体真实的发现。我国公安机关在卷宗形成的过程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公诉审查难以充分保障卷宗信息的全面查对,法官对卷宗的依附性很强。应当保障卷宗制度下关键性权利的落实,对我国卷宗形成和运用的过程进行正当化改造,实现权利保障和发现真实。

简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组成,存在着功能定位模糊,羁押与到案措施不分以及缺乏对物和隐私的强制措施等体系性缺陷。司法实践中,这五种强制措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困境。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适当超前的原则,全面协调、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原则,将羁押与到案措施分离,构建羁押候审制度,改良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确立羁押为例外、非羁押为一般的原则,使之成为科学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简介：加强刑事诉讼程序法制建设，既要制订科学的刑事诉讼法，也要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程序观念，否则刑事诉讼法将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造成纸面上的立法与行为中的司法相背的局面。目前，各种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行为禁而不止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看，诉...

简介：关于洗钱罪侵害的客体到底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还是正常的司法活动在我国长期争论不休。侵害金融管理秩序说背后反映的是刑法对国家金融安全法益保护的利益诉求，但其错误之处在于未区分社会整体洗钱行为与个体冼钱行为危害之间的区别，将整体的危害性作为个体洗钱行为的入罪理由，导致刑法评价对象的错误。就侵害法益的评价标准而言，两种争论反映的是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之间的争议，但由于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危害的轻微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从行为无价值的视角也无法得出个体洗钱行为对金融安全的危害值得刑法介入的合理结论，洗钱犯罪侵害并值得刑法予以保护的法益只能是国家司法权。

简介：＂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简介：本文以H省人民检察院2007—2012年死刑二审案件的法律监督实践为基础，结合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剖析了当前检察机关对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死刑二审案件法律监督的对策建议。

简介：通过现实案例比较分析,对医疗过失犯罪中医师之医疗行为及其注意义务予以理论分析。医疗组织分工之外的单个医师之注意义务,即单个医师所要履行的注意义务,具体为说明义务、亲自诊查义务、转诊时之注意义务。违反说明义务之行为在刑法意义之构成界定上存在争议。亲自诊查义务在现实状态中实存操作上的困难性。在医疗过失认定中,转诊义务与转诊时之注意义务两者存在内涵差别。医疗组织分工中的医师注意义务不再是涉及单个医师之注意义务,而是指在医疗组织分工过程中的医疗行为之注意义务,譬如监督义务、服从指示义务以及组织协调义务。

简介：在以往犯罪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分层和判断抽样的方法，对浙江省五百名在押少年犯和浙江省五百名在校中学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分两步展开，一是采用自制问卷就社会因素与少年初犯之关系进行调查，二是采用现成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表就心理因素与少年初犯之关系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社会因素方面，家庭环境诸因素中有十四项、学校纪录有六项、早年行为模式有十八项、社会交往有四项因子与少年初犯存在关联。在心理因素方面，从包含十五个维度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表中检选出病态人格这一项因子。在此基础上，采用非加权计算点数的方法制作少年初犯可能预测量表。

简介：贝卡利亚提出的＂罪刑阶梯＂包含两个部分：＂犯罪阶梯＂和＂刑罚阶梯＂。作为＂刑罚阶梯＂在我国刑法总则中的表现,存在着＂时间阶梯＂,其按照轻重程度排列,具有阶梯性和转化性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对总则中部分时间规定作出了修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却没有同时对其他的相关时间规定作出调整,亦导致一定的缺陷。除对刑法修正案（八）未相应调整之内容进行完善外,还应该缩小管制刑的期限。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刑罚无疑具有预防犯罪的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犯罪人作案前对刑罚风险的主观估计，而犯罪人自身对刑罚认知上的偏差，会影响刑罚预防价值的发挥。传统上，青少年犯罪常被认为是一种“不计后果”的犯罪，其实犯罪青少年对刑罚风险的感知、判断并不弱于其他犯罪人，刑罚对青少年犯罪仍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只不过其作用的大小因犯罪青少年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有所差异。另外，一些相关因素，也造成了刑罚对部分犯罪青少年预防作用的“缺失”。

简介：通过梳理刑法中潜藏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以及毒品再犯的价值属性可以发现，有关司法解释中的毒品再犯规定违反了再犯制度设立的初衷，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干扰了既存的再次犯罪评价体系的逻辑平衡，更反映出司法解释对毒品再犯的功能性误读。毒品再犯的规定，只是为了填补“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一累犯制度留下的评价空白，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前置到判决宣告之时，为此需要对“被判过刑”进行重新解释，并且应当禁止“累犯加重”或者“再犯加重”的做法。

简介：2006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一次详细明确了逮捕质量问题的认定标准，规定逮捕质量问题包括逮捕错案、逮捕质量有缺陷和办案程序有瑕疵。其中“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符合本标准规定，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逮捕，经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属于逮捕质量有缺陷。为准确适用审查逮捕质量标准，避免逮捕质量有缺陷，并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办案实际相结合，就我院2003—2007年批准、决定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最终处理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下：

简介：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新规定的犯罪，其构成要件的设置采取了抽象危险犯的模式，体现了刑法介入的早期化，为了限制处罚范围，防止刑法对国民行动自由的不当干预，必须认识到抽象危险犯既不是形式犯，也不同于行为犯，从而确保处罚的妥当性和合法性。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以及与其他相关犯罪的关系，都是亟待厘清的问题，以有利于将来的司法操作。

简介：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的实证分析，发现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主要方式，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可以有效防范和纠正冤错案件。由于检察机关性质定位的不同，抗诉在中外审判监督的形式和条件不尽相同。在我国，抗诉分为对事实认定错误提出的抗诉和对法律适用错误提出的抗诉。当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方式主要有抗诉和检察建议。与抗诉相比，检察建议存在法律依据不明确、法律效力弱化等缺陷，只可以作为抗诉的补充形式，因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路径，在于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刑事审判监督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