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任何理论的作用都应该是积极地介入、挑战和质疑固有的思维模式”(霍米·巴巴语)。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新论其新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它摒弃二元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坚持辨证互动的思辨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在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清楚认识了文学和经济之间存在着文化这一复杂、庞大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介,正确认识了文学与社会的辩证互动关系,并以“文化诗学”这一文论新命题,名正言顺、旗帜鲜明地匡正了长期成为中国文坛主流的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在大众文化声势浩大、文化研究席卷中外文坛的当今时代,文化诗学高度重视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互构,从而既适时回应了时代的新需求,又能促进文学的新发展;同时,文化诗学坚持从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互动、互构,使它既区别于文、史、哲不分的古代文论,又和只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互文性的西方的文化诗学论区别开来,鲜明地具有当今时代中国学人的话语特色。
简介:摘要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提出识画之诀,在乎明六要而审六长,“六长”说中包含着辩证统一的法则。在中国画论中常把对立的两种因素联系起来,让它们互为调剂,突出对立面之间的和谐,在总体上使相互对立的方面互相折中、协调、融会,通过重新建构,达到一种圆融统一。
简介: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界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文艺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创作必须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并倡导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也历来重视创作自由。诚然,在一段时期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艺术规律得不到遵循,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受到许多“左”的禁锢,创作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包括文艺方面“左”的错误,进一步重申和倡导了创作自由。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重新强调了列宁的“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
简介:忧郁是本雅明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借助对丢勒画作《忧郁Ⅰ》的解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批评观念。本雅明对丢勒画作的解读绕开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路,取道潘诺夫斯基等人的艺术史阐释路径。在潘诺夫斯基看来,丢勒画作改写了中世纪人们对忧郁的负面评价,赋予其人文主义的积极价值。本雅明承继了潘诺夫斯基的人文主义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丢勒的画作置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当中来审视。在丢勒画作中所呈现的“物的世界”和主人公的“沉浸式认识”,实际上是对康德以来的启蒙理性的反思。启蒙理性一方面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使整个世界变得日益机械化;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共同体陷入动荡和危机之中,在这个日益主体化和物化的世界中政治性决断变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