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90年代已经经过了近五年的发展历程,它的形态与走向似已日渐清晰。“后新时期”/“新时期”间的差异与断裂已随着市场化与消费化的转型而越来越为人们所深识。文化及对文化进行阐释的“知识”都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里既有如电视肥皂剧、卡拉OK、MTV、流行小说这样的新的大众文化走向的呈现,也有如“后殖民”及“后现代”的论争这样的高层文化对话的表征,但它们都共同标识着一个巨大的文化的地壳运动的生成。五年来的文化发展进程既是“冷战后”新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多重矛盾的投射,又是我们本土文化的复杂运作的结果。尽管人们对“后新时期”的概念仍存有争议,但似乎任何人都已无意和无法否认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的到来;尽管人们对这一转型进行了种种不同的阐释,但我们已告别了80年代的话语则是广泛的共识。“后新时期”业已成为当下文化阐释的关键代码,成为我们
简介:日本政府在1895—1945年间于台湾施行强而有力的殖民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都出现空前的明显变化,此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台湾。其中,在战后初期仍为台湾最重要产业的制糖业,则是于日治时期成长茁壮的。当时为了推动新式机械糖厂的顺利运作,对于蔗农的措施有欠慎重,因此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了二林事件和凤山事件。二林事件中蔗农的抗争对象是林本源制糖会社,凤山事件则因陈中和新兴制糖会社的处置佃耕地而爆发,两个事件促使农民分别组织“二林蔗农组合”和“凤山农民组合”,后来扩大成为台湾农民组合,此组合之所以能出现,其推手则是李应章和简吉。他们当初所力争的不是传统中国常见的抗租、抗粮等租佃制度上的不平等,而是争取既有的耕作权与较合理的原料交易权,这是因为近代台湾新式制糖工业的出现,以及官方强力实行“原料采取区”制度,所导致的糖业资本家与蔗农之间的土地权益纠纷,使势力薄弱的蔗农警觉到团结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警觉应该是地方精英极力呼吁的结果,并且也多多少少获得“胜利”,就此意义而言,简吉和李应章在1920年代确实扮演了领导台湾农民运动的角色。
简介:1931年8月17日一早,有十三位美术青年来到了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北的日语学校。他们并不是来补习日语,而是学习一门崭新的课程:木刻创作法。这十三名学员中有十人来自一八艺社,两名来自中华艺大,一名来自白鹅绘画研究所。当年热爱木刻艺术的青年大多左倾,为避开当局的耳目,参加的人数不宜太多。九时整,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鲁迅走进一间教室——这件长衫的料子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馈赠的,鲁迅一般只在庄重场合才穿。鲁迅身后紧随着一位身着白色西服的日本讲师。他拎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三套木刻刀和一只马楝(印制版画的圆形刷子),还有一些拓印木刻的日本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