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的科学哲学有关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宣告失败以后，有些科学哲学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出一种结构主义的科学理论结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缺点又排除了历史学派的极端，值得我们加以重视。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强调科学理论分析在科学哲学中的重要性并批评了新经验主义否定系统理论和普遍规律的片面性。

简介：樊浩教授所提出的＂西方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意志’;中国四德的人性结构是‘理性＋情感’＂的两命题,经讨论或许可以得出：西方四德智、义、勇、节的主体依序是＂理智、意志、愤情、欲情＂,或＂理性、理性欲望、2感性欲望＂或＂理性、3非理性＂或＂理性、3欲望＂,未必可归结为＂理智/理性＋意志＂。关于中国四德（或儒家四德,或孟子四德）,樊教授归结出＂四德—四心之中,3/4的是情感,1/4的是理性,是一种‘理性＋情感’的并以情感为主体的特殊人性结构＂,对孟子哲学来说大抵是合理的,唯儒学各家的说法细节不一,无法一概而论、一体适用。

简介：跨文化交流被理解为在跨文化语境中交谈与清楚表达的能力。它所指的情形是，说话者与倾听者虽然没有共同话语体系，但会有相互交往和理解空间去交谈或倾听。因此，跨文化交流就是在这些情况下使交流得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陈嘉映《说理》（2011）一书的出版，使我们可以隐约一窥其念兹在兹的“theBook”的大致轮廓。此书与其《哲学科学常识》（2007）一起，摊开了一种哲学观。陈氏哲学观的要义可概括如下：消极地说，哲学不是实证科学（广义的物理学），也不是语言学；积极地说。哲学致力于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是一门通过穷理而达乎道的学问。这种哲学观的形成，得力于他对西方思想史上两个重大关节的深入研究，它们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为了推进思想、促进对话．我们在该哲学观所展开的义理脉络中，对整体性概念和形而上学的地位问题作了生发性的讨论。

简介：《掌中论》和《取因假设论》是陈那前因明时期的理论探索阶段的两部重要著作，体现了陈那有关认知对象的思想的早期发展。陈那在《掌中论》中引入了“假设”的概念，并在《取因假设论》中详尽剖析了“假设”的本性。在后一著作中，“假设”被认为只有在它与其他假设的关联中才可言说。这已蕴含了陈那晚期“他者之排除”的反建构的意义理论。但由于阿毗达磨佛教的影响，此时的陈那尚未走出假实之辨的理论模式，尚未提出自相、共相的截然两分。此外，陈那的《观总相论颂》首次以“不相离性”来概括语词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可将它的写作确定为《正理门论》和《集量论》之间。通过梳理陈那前因明时期的著作和思想发展，就能说明陈那后来建立的因明一量论体系采取了一种反建构的立场。正是这一思想立场，使佛教因明一量论有别于以往的佛教哲学，成为一个独立、全新的传统，并促成了中晚期佛教哲学的“知识论转向”。

简介：平息批评最有效的方式是用批判之类的术语进行证明。当一种行动据理得到证明，如何有理由否定它的合法性呢？我们关注批判的策略，用以说明合理性（rationality）对合理批判的抵抗问题，特别关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福柯在其权力与知识理论中对这一点已有所阐释。经过仔细探究马克思用他的方法在对市场和技术的“社会合理性”批判时作出的预言，发现在对工作目的讨论中．马克思通过运用与“不充分确定”（underdetermination）概念非常相似的方法成功说明了“社会合理性”的沉默效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技术批判的踪迹。19世纪60、70年代，在对待发达社会的技术合理性问题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要求根本性的变革。首先在环境运动的影响下，有关技术的论战迅速蔓延。不充分确定的概念最终在对当代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中得到系统阐释，但这种阐释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然而．对技术的纯理论理解作出的修正。它对弱化技术专家为制定公共政策提出的那种理由带有积极意义。技术政治的新时代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