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义是法律解释之开始,尊重文义也应是适用法律之基础前提。但由于文义解释本身所存在的＂文不达意＂之痼疾,极易招致匪夷所思之后果。《刑法》之根本目的系为保护法益,而在适用文义解释无法得出妥当的结论时,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的刑法目的解释之闪亮出场则显得尤为必要。就此而言,围绕法益保护原则,构建以刑法目的解释为中心的刑法解释体系,也应当成为刑法解释之基本逻辑。唯其如此才能使得刑法解释因入情入理而变得更加令人心悦诚服。但同时,刑法目的解释之适用还应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限制,从而避免＂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场面发生。

简介：公司决议的主体为公司或公司和股东,公司决议产生权利义务。公司决议的权利义务是公司的意思表示做出,所以公司决议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规则能够直接适用于公司决议公司决议的效力瑕疵形态应与《民法总则》规定的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相同,包括不成立、无效、未生效、效力待定、可撤销。法律行为成立规则为判断公司决议是否成立提供了判断标准。在进行判断时应根据《公司法解释四》规定的具体情形和判断标准进行分析,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认定。

简介：版权条约的解释,在具有传统条约解释共性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特殊问题.为了保证一体化与多样性有效统一的版权利益平衡保护体系的构建,版权条约解释的渊源,不应只局限于自足性条约本身的资料,还应包括其他更为广泛的解释渊源.同时,版权条约的解释,也需要注意相关版权公约中的联系条款,结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解释,并注重对成员解释权的适当尊重.

简介：<正>一、博客的源流及其刑事责任之引致博客(Weblog或Blog),词源于"WebLog(网络日志)"的缩写,围绕其定义有多种代表性的阐述:(1)《市场术语》:"一个Blog就是一个网页,它通常是由简短且经常更新的Post所构成……"(2)在意大利新近出版的《骇客志略》一书中,对其定义则是:"……一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视实践中的判文解释,坚持规则主义的法律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注重法律的确定性和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和现实人权的保障等。而实践建构主义法律解释观更符合现实需要。建构主义解释不仅探寻法律价值所为何来以及人们在何种方式上达成共识,而且也将日常生活中混合了其他因素且不同向度的情感倾向容纳其中。

简介：行贿罪必须具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法定构成要件,是我国立法机关经过审慎考察我国国情、国外立法之后的选择。何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刑法学界存在争议。关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解释,体现了刑法解释的变与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解释结论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刑法解释的边界又是可以划分的。恰当地理解刑法条文,必须根植于社会现实与历史传统之中。

简介："两高"出台的《解释》针对网络诽谤的入罪标准做了细化规定。本罪认定要坚持主客观统一的原则,不能对《解释》做机械理解。对于自诉案件,公安机关应动用行政处罚权予以处理,而不能无所作为,使被害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简介：实践中,由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模糊,很多企业极易突破合法的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集资犯罪,触及刑法红线.通过文义解释的方法比较二者,进而分析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概念、法律特征与类型,分别从筹资基础、范围、方式、用途角度剖析二者的区别,并且认为对民间借贷应该纳入到行政法规的规制中,以实现其合法性到犯罪性的过渡,从而更好地解决民间借贷的不规范与泛刑法化问题.

简介：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简介：显然又没有整体地适用1979年《刑法》有关类推的实体和程序的所有规定,有效的法律或者应当被予以适用的法律（在刑法中,适用刑法第81条第1款的规定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正>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钱钟书先生有过著名的"化"境之说:"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本人自然是向往这种"最高境界"的,然而,最近研究《海商法》中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发现这一制度在适用中产生的种种分歧都可以归咎于术语翻译。于

简介：　　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奸淫幼女是故意犯罪,必须以明知幼女的年龄不满14周岁为条件,在归责原则上适用过错责任,这在理论和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奸淫幼女行为适用严格责任也并无不妥,这除了因为严格责任更有利于刑法保护幼女的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外,还因为严格责任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无过错责任,不构成对过错责任原则的悖反,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质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排斥严格责任。【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关键词】：奸淫幼女;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司法解释

简介：2008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应以信用卡诈骗罪来追诉。盗窃罪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理论缺陷，而传统学说对于信用卡诈骗罪有着理论的误读，有必要重新定义信用卡诈骗罪。

简介：收取网络游戏用户费用后,将非法程序软件外挂到合法网络游戏上,突破网络游戏的保护措施,帮助交费网络游戏用户快速升级。其快速升级及其获益非因代为操练游戏的劳务付出,而是出售能突破正常网络游戏保护措施的非法程序软件。此行为属于'出版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简介：跨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问题早已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十八周岁前后年龄阶段犯罪的量刑问题仍值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月11日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与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有关的原则和要求以及相应的量刑制度，但是量刑制度与量刑的原则和要求存在不协调的地方，对十八周岁以前实施的同种犯罪行为和不同种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有不合理之处，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简介：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考,我国《民诉法》在程序规则供给方面严重不足,且受程序运行者中心主义的影响,其在控制、规范权力行使与解决纠纷、保护权益方面也不尽如人意.本次《民诉法》修改主要针对审判程序进行完善,从诚实信用原则、程序分化、诉讼契约化、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保障当事人起诉权利等方面从微观上完善立法,但仍然过于模糊或者有失偏妥,需要通过解释论上的努力予以细化或尽量纠正.此外,尚需制定《强制执行法》,并在《民诉法》未来修改时贯彻程序利用者中心主义,遵循调审分离原则,充分考虑中国现实司法环境及其群众基础,并强化人大司法监督职能.

简介：严峻的贪腐违法犯罪形势和国民对贪腐的感知适应,是＂两高＂最新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的现实和社会心理原因。《解释》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数额虽然有助于缓解眼下实践办案的难题,但却面临更为根本性的法治疑问。提升贪腐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意味着国家＂严惩腐败＂刑事政策和法治立场的让步。刑法对贪腐犯罪治理意义原本就相当有限,《解释》的做法具有导致国民反腐意识进一步钝化和刑法反腐功能进一步衰退的风险。反腐必须坚守法治理性,倚重刑法反腐已走到尽头,国家反腐刑事政策的法治转型迫在眉睫。

简介：侦查对策研究,即侦查方法和措施研究等,是侦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当前单纯以侦查案例及经验总结为初始研究路径实现对侦查知识的累加,或以刑事诉讼法教义为初始研究路径,前者会造成不同时期、种类侦查方法、措施的割裂和孤立,后者则会陷入侦查行为控制的刑事诉讼研究。对于侦查学研究,当以刑事案件为理论中介和研究范式,从刑事案件本体论向侦查对策论的演变与过渡论证,抛弃仅对实务部门新的侦查方法与措施进行的总结式吸收,而是将解释侦查对策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归宿;以刑事案件要素作为通道实现侦查学理论和实务的对话,贯通侦查理论、侦查方法和侦查措施之逻辑;实现侦查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创新,突出侦查学术活动与侦查实务部门调研、总结活动的实质区别。刑事案件作为侦查活动的客体,如何将其作为中介性概念从原理论过渡到方法论和措施论,如何应用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解释中国的侦查实务现象、承载侦查知识,进而解决侦查学问题,是当代侦查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简介：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