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哲学观上看,文化是哲学的背景,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人文的思想文化是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哲学的民族性。因此,西方环境哲学仅仅是属于西方民族的“西方环境哲学”,而不是普适于所有民族的“一般环境哲学”。西方学者所创造的环境哲学理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逻辑构造起来的,因而这种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和困境: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中心主义”,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的否定。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理论实质,就是要在自然与人之间作出选择:“到底应该用人去消解自然呢,还是用自然去消解人?”由于二者都以消灭对方为基本的价值指向,因而我们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找不到使这两个“中心论”得到和解的任何可能的途径。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仍然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架构下,按照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去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问题,也必然陷入理论困境而不能自拔。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不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而是采用“天、地、人”的三分法,通过“道”去解释“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哲学坚持“德”与“道”的统一性,用“道”解释“德”:“道”是“体”,而“德”就是按照“道”去行“人之事”。“德”,不是由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伦理规范,而是一种通过对“道”的“体悟”而达到“觉”的一种“境界”(觉悟),这种“德”就是“道德”。西方环境哲学要想消除它所遇到的理论困境,就需要从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是环境哲学的“故乡”,它对于当代西方的环境哲学�
简介:一、《大众哲学》写作的历史背景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产阶级都行动起来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民族的利益,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挽救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镇压人民的倒行逆施,经济凋敝,广大青年失业、失学,生活困苦,思想苦闷,他们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
简介: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教育呈现“逆乡土化”趋势,其亲近自然的特色在逐渐削弱。乡村教育“逆乡土化”的症结主要在于乡村小学“盲目撤并”带来严重后果,中小学教育脱离自然,乡村教育人才流失,学生缺乏情感关怀和引导,教育陷入“功利化”困境。乡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富足的传统文化积淀,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较强的规划可塑性等是乡村教育应该发挥的优势。文章对当前乡村教育“逆乡土化”现象进行分析,横向与西方教育进行对比,进而从哲学层面上思考环境对教育不可或缺的影响。基于人本素质和科学教育根植于自然本源的观点,提出恢复学生就近入学,保留乡村学校自然文化优势,因地制宜广纳贤才,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创新教育模式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