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双方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简介：南海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依赖海洋资源,地缘政治深受海洋影响,渔业纠纷往往成为海洋资源争夺的重点。由渔业纠纷而引起的暴力事件、外交冲突、国家对立,已成为关乎南海海域安全与稳定的突出议题。资源匮乏、民族情绪、领海争议等原因,推动南海相关国家对渔业纠纷进行安全化操作,激化南海渔业纠纷。在此背景下,协商建立渔业合作机制为南海资源安全治理提供了新平台。渔业合作机制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将会不断弥补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推动国家利益的聚合、加快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进程,而渔业合作机制也将成为综合安全治理的着力点。

简介：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出席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日东海安全对话”第二轮会议的专家,围绕“海上执法机构的定位及执法活动”、“执法机构与军队的关系”、“日本西南方向防卫力量强化”和“充实海空联络机制的思路”等主题进行了坦诚对话。与会专家认为,虽然两国短期内仍有难以克服的分歧与矛盾,但在维护海上安全与构建和平、稳定、繁荣的地区秩序方面仍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而今后也应持续开展此类国际法领域的中日交流,以增进理解、保持沟通,拓展共识,并研划更多可供两国政府参考的合作建议。

简介：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简介：调查发布年度“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是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李文良、杨建英教授组织开展的一项国家安全研究项目。2012年以来,该项目已经连续发布七年,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增强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简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简介：2018年12月21日下午,《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选题及热点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式由吴慧副校长主持,陶坚校长致辞。陶坚校长指出,选题策划会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每年举行的固定会议,通过几年的举办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选题策划会的任务就是“选种育种”,只有挑选出好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才能有好的收成,因此,选题策划会就是要选出“好的种子”,不仅仅只是跟随事态的发展去做理论的解释和分析,而更多要在涉及趋势和发展上的一些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上起到引领作用,才能最终收获高质量的期刊论文。

简介：莫迪上台后,将针对东亚地区的“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2015年印度出台《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和《印度海洋学说》作为莫迪政府指导海洋发展的官方战略文件,更加重视对外海上安全合作。受到地理连通性、海上贸易、传统友好关系、能源需求及安全挑战等因素的推动,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安全合作关系愈加紧密。虽然由于各自战略、实力的差异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双方之间的海上安全合作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总的来说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海上安全合作不断加强的趋势对合作双方以及中国和地区局势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值得关注和思考。

简介：2018年12月21日上午,由国际关系学院科研处主办的《国际安全研究》第二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吴慧副校长主持,刘慧书记致辞。刘书记指出,《国际安全研究》在几年的发展里得到了学术界较高的评价,得益于各位专家及编委会委员的关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