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人的尊严这一研究领域,一方面学者们对康德推崇备至,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康德的引证乃至研究都充斥着误解。本文首先简述了学术界关于康德的尊严观的两种对立的诠释:一种观点认为,在康德看来,尊严就是内在的价值,它是尊重的基础,每个人都有尊严,所以人人都应该被尊重,因此人的尊严也是人权的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康德那里,根本没有作为形而上学属性的内在价值概念,人的尊严也不可能是尊重的基础,尊重的义务出自理性的绝对命令;康德的尊严观基本上属于传统范式,康德用尊严一词只是表达了一物比另一物高的关系,其中并不包含平等的含义,因此尊严也不可能是人权的基础。本文结合康德的文本,对康德关于尊严和价值、尊严和尊重、尊严和平等这三重关系做了阐释,分析了以上这两种对立诠释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一,康德所谓人的尊严,首先是指有理性的人是自在目的,而不是工具,这表达了人格高于物品的思想。康德所谓内在价值或绝对价值,不是指一种形而上学的属性,而是指自在目的。如此理解内在价值,则以上两种解释之间的对立就能得以部分消除。第二,康德谈论人的尊严,其重点是强调道德是目的王国由理想变成现实的关键,也就是说,道德让人配享尊严。第三,对康德而言,人的尊严有两个层次:因具有理性而有道德能力从而具有尊严,和履行了道德义务而配享尊严。与此相对应,尊重也有两个层面:自我尊重和相互尊重的义务和因履行了道德义务从而配享尊重。第四,康德的尊严观在人有尊严而不同于物这一基本层面上包含平等的含义,但在其重视人因道德而配享尊严这一层面上则是不平等的。比起他谈尊严的文本来,康德的其他文本也许能对当代捍卫人权理论提供更大的支撑。
简介:西方自由主义一直存在"共识"与"共存"两种传统,前者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为一种最佳生活方式,认为它是人类应该最终形成的理性共识,后者则否认形成这种理性共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自由主义只是一种让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共同繁荣的宽容。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都有部分的合理性和部分的不合理性,并且它们各自的不必要性和不可能性正好表达了对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必须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结合起来,价值层次的区分以及"够用原则"和"公域原则"的运用则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优化组合的基本条件。对于自由主义两种传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简介:在多重系统理论研究基础上,运用即时反馈训练范式,以大学生为被试,考查相关维度数量对基于规则和信息整合两种结构的类别学习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关维度数量是影响类别学习的重要因素,基于规则单维度结构的学习显著优于信息整合结构和基于规则双维度结构的学习,基于规则双维度结构的学习与信息整合结构的学习没有显著差异。(2)反应策略受到规则复杂性的影响,当类别结构中隐含的规则比较简单时,学习者使用规则策略;当类别结构中隐含的规则比较复杂时,学习者难以掌握规则,就会使用相似性策略。研究结果支持"难度观",而不支持多重系统理论。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应付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灾难等情况时,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给予解决,从而减轻这些问题可能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诸如改变别人的意见,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不屈不挠地工作,直到达到目的为止,都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另一种是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的特点是不改变生活引起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的本身,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情感或对问题的看法,接受并正视问题的存在,使之不会产生或产生较少的消极影响。人们通常使用的调节情绪的应对方法包括从积极的角度待人待事,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同情与理解;或者忘掉引起紧张和压力的事情本身。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应对方式在解决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心理应对方式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及使用心理应对方式的个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于这两种心理应对方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还是文化教育薰陶的结果,则还未引起这一领域的学者的注意。我们中国人在应付生活的压力、紧张等问题时是否也采取了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入手,结合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应对方式,对中国人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疾病、灾难等问题的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对文化因素在心理应对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