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文艺自汉末以来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是由社会政治的动荡、儒家思想的衰落、玄学佛学的兴盛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魏晋南北朝虽然长时间处在分裂、动乱之中,但却是继先秦之后有一个思想大发展的时期,人的自觉、文艺的自觉延续近四百年。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说“衰世文学未必衰”。(参徐公持先生《衰世文学未必衰——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载《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西晋(265—316)、东晋(317—420)的文艺发展有得有失。以前关于两晋文艺的研究多指出其过度形式化的缺陷,对其张扬个体人性的特征太过忽视。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关怀人伦日用文艺精神在两晋诗歌、辞赋、文艺思想、书法等方面确实极度缺失,这使得两晋文艺大大丧失了关怀人伦日用的积极精神,文艺作品的批判讽刺等社会功能大大减弱,两晋文艺的总体品质的确不高。但是,两晋关怀人伦日用的文艺精神的缺失又促进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以东晋玄言诗为代表的关怀人性的文艺精神得到极大的张扬,这也是不容否认的。总之,两晋文艺既有明显的缺陷,同时在文艺精神上又有凝聚和深化。两晋士人将目光转向文艺自身的特质、规律,在文艺领域大胆探索,不仅拓宽了文艺的范围,而且深化了文艺的抒情性,显示出独具特色的两晋文艺精神,这极大地影响了我国隋唐以后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士人精神。
简介:与张炜这样重要的当代作家进行对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欣悦但有难度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史“标签”和“定论”中辨别出真正具有生产性的“问题”,以此来“开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学史场景;而另一方面,面对张炜这样一个很有“理论坚持”的作家,他本人的辩解、质疑和反诘却让我们的“意图”始终处于”建构”和“颠覆”的罅隙之中。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认知和研究的难度。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立志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萨义德语)。但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包括张炜)可能更愿意强调“文本”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和“文本”呈现在艺术性、批判性、道德和良知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大的对话。但是如果研究者并不以一个确定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为鹄的,那么,作家们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消化”,最终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视界融合”。这样想来。张炜在本次对话中对文本、批评、经典化、人文精神、文学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就有了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