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急救是指短时间对威胁生命安全的意外灾祸、创伤与疾病的紧急救护。(引自《医学小百科.急救》.钱信忠主编.天津科技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第1页)。它属急救医学范畴,注重处理伤病急救阶段,亦可将其划入应用医学范畴。急救应用技术大致由生活遇险求生术、意外创伤急救术、各科常见危重病症急救术、蛇、虫、疯狗咬伤急救术、各种中毒急救措施这五部分内容构成,不仅包括正常人体卫生常识等医学知识,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一些知识。它不同于警学院校中已设置的《法医学》课程。法医学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化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司法,公安工作中有关人身伤亡和涉及法律的各种医学问题的科学。(引自《法医学》郑仲璇主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第1页)。法医学以人身为研究的主体,同时对各种与伤、亡有关的物证进行研究,而本文所涉及的急救应用技术主要是指针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环境造成损害的事件(即天灾人祸)所采取的多项紧急对策与措施。

简介：我国因交通事故伤者急救费预付制度的缺陷，使得部分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导致道路交通事故致死率居高不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完善交通事故保险机制，成立事故急救基金。

简介：《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四条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首次规定了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规则。该规则包括四个构成要件,即救助人出于自愿实施救助行为、受助人处于紧急状态、救助人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人的救助行为与受助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且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解释为仅限于救助人存在一般过失,若救助人存在重大过失则应承担侵权责任。救助人重大过失可以类型化为因救助不当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与违反先行行为所产生的救助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责任。在救助人因其重大过失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新的损害,则与原侵权人各自承担单独侵权责任,若救助人造成的是受助人损害的扩大,

简介：根据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物权法》的规定，在国有资本经营领域，国家对国企享有的“国家所有权”是一种物权。这一观点违背“资本不是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无法解释国有资本领域内劳动者（国企职工）的法律地位，也与诸多部门法制度和我国的现实相冲突。从物权法律制度和理论上讲，国家既不可能对投入国企的财产享有所有权，也不可能对国企本身享有所有权。实际上，此等“国家所有权”乃是国家通过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享有的对于国企的控制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是一种经济公法领域中的公权力。

简介：<正>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发生了一起并不复杂的盗窃案件,经侦查人员侦查,收集到的刑事证据有:1.被告人某甲供认于某日中午在25路电车上窃得小包一只,随即下车走进某公共厕所,取出1000元人民币后将空包丢弃在厕所中。后来,用该款与其女友某乙到某商店购买了两套高档衣服,用去800元。剩下的余款,就与其“小兄弟”某丙等吃喝化用一尽。(口供)

简介：指导性意味着权威性和一般性；指导性案例目前在我国其实是一种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它既具有形式合法性，也具有实质合法性。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它具有辅助性，即效力上的说服性和参考性、功能上的从属性、效力位阶上的次级性和产生方法的有限性。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需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确定选择指导性案例，注重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观点或对有关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以及对该观点或该方案的法律论证；应当采用“一元、二级、多层次”的案例制作、确定与选择体制，编辑出版新型的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系统性和便利性的指导性案例汇编；应当鼓励、引导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使用。

简介：谈法官的廉洁性与执法的公正性林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法官执法公正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声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法制的尊严和国家的权威。笔者试图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审判工作问题，对法官的廉洁性...

简介：论法律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周叶中，银新力队纯粹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关注的东西要少得多，即可以抛开民族语言、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因素，而单纯着眼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需要，或者甚至仅仅是立足于阶段性的立法和司法的需要。可以说，纯粹法学研究就是以此为主要目的...

简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凸显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措施的中国特色。但就司法实践而言，其能否真正发挥程序效用，则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科学与否，而且还受外部条件的制约。本文从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刑诉法修改前后的比较入手，在对其内在缺失和外在制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简介：备受关注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发布了多批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指导性案例却存在着一些技术性缺陷，主要包括效力规定不明确、案例类型偏少、法律适用创新性不足和论证说理不够充分等等。指导性案例要进行改进和提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前者包括明确效力定位、提供适用的规范流程、增强援引方式和出台奖惩措施，后者主要包括增加论证说理、引入多元法律解释方法、援引多种法律渊源和增加案例类型（尤其是程序法案例）等等。只有针对缺陷进行弥补和改进，指导性案例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最优效果。

简介：违法性概念在整个法领域应当统一理解,还是在不同法领域可以分别加以理解,是一个极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一争论,主张违法性判断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的违法一元论倾向于违法的统一性;与此相反,主张刑法中的违法性是以是否值得处罚为前提,因此,刑法中的违法性不同于民法、行政法中的违法性的违法多元论则倾向于违法的相对性。违法性在其根本上,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但是,其形式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轻重阶段。一个行为作为犯罪而受到处罚,一定要具备相应的＂质＂和＂量＂,应当具备可罚的违法性。

简介：<正>有人说“属于军事机密的规范性文件”,不应列入军事法的范围,这是“因为他们不具有公开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军事法作为调整一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从这一概念入手,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划出我国军事法律、法规的基本范围了,作为调整武装力量内部军事关系的军事法规,绝大多数是以条令、条例的名称出现的。它是由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颁布,用简明的条文规定

简介：历史与现实表明,全世界赌博从来未曾禁绝过,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历史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法制日渐完备的今天,赌博仍是社会的一处独具"魅力"的风景线,城乡赌风日盛,屡禁不止,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禁赌任务十分繁重.之所以如此,与赌博自身的本质特性分不开,也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密切相关.因此,禁赌斗争必然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简介：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是指侦查讯问活动按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主体、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地点、讯问的顺序、讯问时应当保障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要求来开展;侦查讯问的公正性,是指侦查讯问的实体内容和讯问程序过程要体现公平、公道、合理、正义等价值目标.但我国现阶段的侦查讯问仍存在着不公正性的问题,要克服这种不公正性,可以确立有限沉默权的原则,完善立法,提高执法理念.

简介：国家义务可诉性取决于两个要素：首先,是不是法律义务,是不是具体的法律义务;其次,义务的履行主要取决于相关公权力主体的态度还是能力。在国家义务的三层次中,尊重义务是典型的可诉义务,保护义务的排除和救济部分具有可诉性,给付义务中具体层面的给付义务具有有限的可诉性。

简介：发明创造是人类精神劳动的产物。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它起了极大的作用。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需要特殊的法律——专利法保护。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简介：含混性是语言的固有属性，含混性研究与建构一种逻辑清晰的人工语言体系努力伴随而生。含混性语言可以类型化为量的含混与质的含混，语义含混与语用含混。法律语言的含混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要面对“边界情形”问题，还与法律的普遍性效力存在张力。即使如此，面对显示案件中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分歧，法官有时不得不应用含混性策略来权衡各方利益。法律语言的含混性能够确保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拓展公民自由行为的空间，推进道德评估与价值衡量的多元化以及权力运作的平衡。对于法律含混性存在的弊端问题，可以从规范表述、法律思维和焦点转化等层面来化解。

简介：鉴于收益在可税性理论中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几种重要的收益分类为线索,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各类收益作出选择、取舍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和探讨影响收益可税性的主要因素及其关联性,揭示其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税法宗旨、原则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展示收益的可税性研究对于解决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

简介：原创性是作品可版权性的核心要件，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作品来源于作者，而不是抄袭他人作品的结果；原创性并不包含艺术价值和新颖性的要求；个性的存在是原创性的直接证据；在特定作品中，版权法的原创性要求可能与这些作品将要实现的社会价值相冲突，版权法需要作出适当平衡；创作意图的存在与否不应当成为原创性的要件；额头出汗原则不应当成为现代作品获得可版权性的基础；原创性是否包含创造性应当视作品类型的不同而作不同处理。应当将作者导向型分析与作品导向型分析，特征导向型分析与目的导向型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对作品是否具有原创性作出适当的界定。主观性的表达可能受版权法保护，但客观性的事实却不具有可版权性。

简介：对规范和事实的不同安置，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对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西方法学史的全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纠缠于规范与事实、合法与正义之间的争论似乎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商谈理论中我们发现，只有放弃学术立场上的任何一种“独断”，实现规范与事实、法律共同体与相应“听众”之间的合意，并对合法性与正义性进行适合法学语境的重新解读，才能最终缓解甚至消除合法性与正义性（妥当性）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