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反垄断法核心设施理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对核心设施的界定。以往的界定方法尽管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核心设施的一些特性，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中，美国“MCI”案中法院提出的标准存在逻辑上的同语反复；公共利益标准将有待澄清的问题转化为了另一个不确定的问题；竞争者标准忽略了市场的整体效果；消费者偏好标准只是对于特定情况的处理，不能成为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核心设施界定的关键是对“不可复制性”的理解，通过借鉴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可以确定替代发生的范围，以及替代实现的程度，从而对正确地适用核心设施理论提供新的思路。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国际法学界在论及国际法主体问题时，众多学者都有一个一致的认识，即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而支持这一认识的对国际法主体的界定标准通常也从下列三方面加以规定：第一，独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关系；第二，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第三，进行国际求偿。

简介：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第78条规定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概念不清晰,导致司法实践中依据该条裁判的结果不统一,影响法的权威性。在比较法上,对于动物侵权的责任主体界定,虽然存在着德国与瑞士的保有人模式、日本的占有人及管理人模式、我国台湾地区的占有人模式、法国的所有人与使用人模式和英美法的所有人、占有人及管理人模式,但当代各国（地区）司法实践普遍以管理控制标准取代了传统的物权关系标准,并在实践中围绕管理控制发展出类型多样的具体认定方法。以此为镜鉴,在解释论上,第78条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概念应以实际管理控制为一般界定标准,具体则应交由司法实践在相关案件中结合权属、意志、利益、时间、空间等辅助因素综合裁量。

简介：制订科学合理的形象证据鉴定规范和标准主要应体现在一是要确定一种结论可靠性指标的计算方法;二是明确符合鉴定结论的可靠性的值,确定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可靠性数值标准;三是在此基础上反推鉴定所需的特征数量指标;四是规范鉴定结论的表述方法.鉴定结论的表述应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多种可靠性程度的结论,另一部分是可靠性的数值.

简介：基本权利滥用禁止原理的正确适用，关键在于确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比较法视野下基本权利滥用的认定标准，已有日本、德国和欧盟三种模式。但基于我国相关的宪法规范、立宪背景、基本权利保障制度的结构与现况、基本权利滥用原因等因素，适合我国国情的应是比已有三种模式更严格的认定标准：存在主观恶意，明显违反或背离基本权利目的，并且客观上造成了破坏法治秩序的不良后果。此标准从前提条件、行为定性、主观要件和行为后果四方面可形成更具操作性的构成要件。

简介：为了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对立法有序性和立法科学性的追求,和对有限立法资源的有效分配,立法规划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产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立法惯例。但是与立法实践中立法规划的蓬勃发展不一致的是立法规划理论研究的薄弱。这导致立法规划存在制度非法定性、执行率较低的特点,因此文章针对立法规划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立法规划在中国的产生背景、制定的科学性标准和编制的程序性控制。

简介：信赖规则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私法上产生的概念，英美法称之为允诺禁反言规则，大陆法称之以权利外观原理为基础的信赖责任(规则)。它在私法体系中产生，并在公法领域中扩张蔓延；它打破了英美法古典的对价中心理论，修正了大陆法传统的Gewere原理；我国民法中虽未有信赖规则的称谓，但信赖规则却已渗透于我国法律体系之中。本文拟对信赖规则的内涵、性质、特征等作一法理学意义上的研讨，并对信赖规则与缔约过失规则予以比较，以期对信赖规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走出信赖规则的认知误区。

简介：对于侵犯商业秘密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商业秘密本身的价值为准;二是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三是以侵权人在侵权期间的所获利润为认定标准。然而,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三种认定标准在价值评判意义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瑕疵。从刑事法治主义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考虑,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之入罪标准＂重大损失＂的认定应该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涵盖多个影响因素的综合量化分析。

简介：国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对某类行政行为是否属于或者应否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分析之上,忽视了受案范围最基本问题--"行政"界限的厘定.当今对行政的界定有两个重要趋势:从形式标准向实质标准转化,从权力标准向公共因素标准转化.面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国内对行政的界定采取权力来源标准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现阶段可以将垄断性组织、成员无选择权的组织的管理行为先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简介：从哲学乃至法律哲学的视角来解析刑罚根据论也许并不能提供终极意义上的根据论内涵，但鉴于哲学基础性的作用，以哲学的范畴来限定刑罚根据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从而将刑罚根据论建立在哲学的前提之下，为界定刑罚根据沦的内涵和地位提供哲学依据。

简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导致的合同纠纷数量在民商事案件审理当中占据较大部分，认定合同有效与否是解决此类合同纠纷的关键，但由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比较模糊，也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导致实践中出现理解难、认定难、适用难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开新。首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两个成立要件为视角，对《合同法》中的现有的规定进行深入的解读；其次，对现有的法律规定的优点与不足进行评述；最后，结合现有的问题及相关个人研究，本文提出建立一个以“违反公序良俗”为核心标准，佐以“双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全新、多元化的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简介：渎职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性,使人们在适用法律时,往往碰到诸多的困惑与尴尬.渎职犯罪主体可分为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类,非纯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须作更进一步的界定.

简介：社会保险欺诈的概念在形式逻辑层面可以采用内涵定义＋列举式外延定义的方法予以界定。从不同法部门对欺诈规制的立法内容来看,欺诈有法律行为层面的欺诈与法定主义层面的欺诈之分,社会保险欺诈属于后者,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社会保险欺诈的概念、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在社会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与保险欺诈、保险诈骗之间为属种关系,外延上为相互包容的同心圆关系。根据我国现有立法,社会保险欺诈的构成要件由欺诈主体、欺诈行为、主观故意与危害结果组成,并且存在着欺诈表现行为缺乏抽象的类型归纳、欺诈行为的单向评价性、责罚手段欠缺层次化的体系构建等问题。

简介：根据权利义务相互对等之原则,继承人在继承遗产时须负担遗产债务的清偿。基于限定继承之立法目的,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应对遗产债务范围做出合理界定,即遗产债务只能是被继承人生前以个人名义欠下的完全用于被继承人个人需要或其他依法应当由其本人承担清偿责任的债务,具体包括被继承人生前因生活需要、生产经营、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遗赠扶养协议以及其他原因等所负债务。继承人应在其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内对这些债务负担清偿义务。

简介：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争议引发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例增多,反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从对土地补偿款纠纷进行多案例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存在立法上的缺失、认定主体上的混同、以及考量因素的错位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尽快出台立法解释,统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主体,确立以经济联系为核心考量因素的判断标准。

简介：环境污染侵权具有高度危险性、不平等性等特点，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其规定了特殊的证明责任，但其证明标准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污染物”不应限于纳入国家或地方环境标准的物质，在国家或地方标准对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未予规定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且行为人不能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合同订立过程应起止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对其准确界定直接关系到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通过对目前流行的几种看法的比较分析，认为合同订立过程应界定为从要约生效到合同生效的阶段。

简介：一直以来，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在探索对工资做出一个普适性的界定，但却忽略了这一终极命题本身之真伪，无论是挖掘本土资源或是借鉴域外经验都难有突破，甚至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劳动法当中工资随着其所处语境的变化而承担着相异的功能，本不具备统一界定的条件，如若强行框定，势必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此乃学界对工资界定莫衷一是之根源。工资界定应摈弃盲目追求“大一统”的做法、回归劳动法子模块的语境本源，以其功能定位为圭臬来厘定工资概念的幅宽，从其狭义、中义和广义概念中择优分而定之。

简介：立法性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和决定权的过程中制定的有关宪法和法律问题的决定、决议和办法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统称。立法性决定是应对法律缺位达致法律实现目标的必然选择,是法律实用主义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完善法律体系的必然要求。立法性决定在立法层面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着名称不统一和效力不明确等诸多问题。在对立法性决定进行效力认定时应该坚持宪法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科学立法原则和民主立法原则。只有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完善相应的立法技术规范,明确立法性决定的法律效力,才能更好地发挥立法性决定在完善法律体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简介：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关键在于，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发生的违法行为到底是单位自身的意思还是作为单位成员的自然人意思的体现。只有属于单位意思体现的场合，才可能被认定为单位犯罪。在认定单位意思时，原则上，必须依据单位属于拟制人格主体的基本原理，将作为单位代表机构即单位领导的自然人的意思视为单位本身的意思；但是，在单位领导的意思完全背离单位的基本宗旨和目的，违反单位的相关制度等时，则不能如此考虑，而只能看作为单位领导自然人的意思。而且，在认定单位意思时，不能仅只考虑单位领导的自然人意思，还必须参考单位自身的特征如结构、政策、措施、习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