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有效的家庭监护,科学的家庭教育,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实现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目标等具有积极意义。对涉罪未成年人而言,家庭监护功能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监护和司法程序内的特别保护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犯罪前预防,后者侧重于犯罪后保护。调查发现,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的家庭存在监护功能缺位与实现障碍问题。应当建立健全涉罪未成年人综合监护体系,突出家庭监护的主体责任,发挥社会监护的补充责任,落实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

简介：民主政治渠道畅通意味着人民能够通过政治程序表达利益诉求，并借助立法程序使其转为政治意志和法律意志．最终成为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是。代议制民主像市场调整机制一样经常发生失灵现象，精英民主存在内在的局限性，议会意志并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公共意志，法律并不能完全体现公共利益。代表行使议决权的方式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立法权也存在异化的危险。行政国家的兴起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代议制民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民主政治渠道。因此，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人们日益期待司法不仅能够传导合法性而且能够输出合法性，既要实现法律正义也要实现社会正义。在现代司法社会中，法院在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拥有发现和确认人民意志的权威，可以凭借司法判断和裁判的至上权威，通过司法解释和司法审查来疏通政治渠道，为立法行为提供合法性，同时肩负起保障公众自由、救助弱势群体和维持福利给付的公法使命，力图通过法律争议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因而，司法审查成为疏通政治渠道、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权威机制，成了协调过去的经验和现时的理性、实现过去的民意和当下的民意有机结合的有效沟通机制。我国应该借鉴域外司法疏通政治渠道的制度经验．逐步建立适合国情的司法疏通机制。

简介：公民理应是行宪的主体。然而我国公民行宪却存在规范与现实间的悖论，即规范的先进性与现实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造成这一矛盾的最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宪法实施机制只把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当成了构建宪法秩序的“客观法”，而没有将其当成公民追求自己利益的“主观权利”。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宪法请求权的方式行宪，但须在宪法规范和宪法制度层面进行配套改革。

简介：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允许失信纳税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恢复正常纳税信用,契合纳税人权利保护、税收效率提升、征纳秩序优化的法益目标。其基本原则是坚持失信惩罚与修复激励、行为修复与信息修复、纳税人纠错与政府认可的统一。当前我国纳税信用修复制度在立法方面位阶较低且相关立法衔接不畅,在申请方面主体范围偏小、实体条件较低且程序条件不明,在处理方面主体单一且期限规定、异议处理机制缺失,在结果公示方面程度偏低且自主解释说明机制缺失,在监督方面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不力且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缺失。因此,应完善纳税信用修复法律体系,健全纳税信用修复申请机制,规范纳税信用修复的处理机制与公示机制,加强对税务机关的事中监督与对纳税人的事后监督,扭转税务机关与失信纳税人因失信惩罚而陷入的＂双输＂困境为＂双赢＂状态。

简介：诸多学者通常把再犯罪风险评估与人身危险性理论相混淆,实质上两者在理论源流、评估对象和对象评估上都存在着明显区别。受强调风险评估与控制的新刑罚理论的影响,再犯罪风险评估理论与监禁刑改革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风险评估理论为监禁刑改革的目的转向与技术支撑提供了基础。以再犯罪风险评估为中心的监禁刑改革可以考虑包括改变减刑假释模式、建构科学的罪犯分类制度、建立现代监狱改造制度等具体路径的选择。

简介：为系统性地拆解＂执法-抗法＂这一双输格局,各地方城管普遍采用了比较温和的柔性或非强制执法手段;由于其在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特征,使得＂城管柔性执法＂存在着＂多重面相＂,主要包括：行政指导等常规手段及作为其变种的花样执法、信用机制的基础形态和高级形态、居于执法边缘的＂和谐共处＂,以及为相对人＂根本解决问题＂等。通过对诸面相分别进行案例分析和效益量化可知,任何一种面相都未呈现出完美的效益曲线并存在着明显的实践困境,因此在城管的具体执法情景中,应当根据综合效益、特殊指标、执法领域等因素对诸面相进行＂优先级＂设置。

简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趋紧。同时,跨国企业为了扩大利润,通过不同的税收筹划实现避税目标,侵蚀国家税基。全球范围内打击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国际合作重新提上议程,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但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和规则主导权博弈,国际税收监管合作多停留在双边范围,多边税收监管合作仅在涉税信息分享方面有所进展。主要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采取的反避税措施呈现出国别差异路径和有限国际合作。究其实质,这些差别路径主要是国内法域外效力的规则和执行力的竞争。本文讨论反避税领域的主要措施,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维度分析这些差异路径的形成原因和全球反避税有限合作的法律机理。

简介：监察委办案规范的建立面临着转隶前纪委办案、检察机关办案两套存在明显冲突的规范的取舍、统一问题。根据两套规范在初查和立案是否统一,以及以谁为主统一,可以得到四个可能的方案。本文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方案的效率、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论述了较优选项,即应当在初查和立案阶段以原检察机关办案规范为主进行统一,通过法律的有意留白和有限例外协调与纪委办案规范冲突的地方。在具体展开该方案时,不应对法律留白作形式性扩大解释,而应坚持原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调整,除非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明确特别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冲突规则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寻找新的平衡点,建立监察办案规范。

简介：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京津冀区域司法协同治理，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司法发展呈现差异化、失衡化形态，这必将影响区域司法协同治理的实效，三地法院裁判规则的冲突、“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司法裁判权威性受到质疑。以近年来天津法院司法标准化改革实践为样本，探索实现京津冀区域司法裁量标准化的可行路径，即确定司法裁量标准化的种类和内容，制定实体性裁量标准的方式，加强参考案例研究，加大京津冀法官培训交流力度。注意客观面对三地法院的司法差异化现实，防止不当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避免忽视事实认定的裁量标准化。

简介：保障失信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是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对人民法院惩戒失信被执行人工作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梳理需要特别保护的失信被执行人权利范围、分析当前执行工作中对这些权利保护的不足,并立足于如何确保执行行为的正当性,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保护。具体建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完善,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保护法律依据的具体化。二是合理适用惩戒措施,准确选择和适时调整惩戒措施,以求实践对失信被执行人权利的精准保护。

简介：任意性规范是民事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事主体从事法律行为的重要依据。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存在相关的概念,但如何在诸多规范类型中厘定明晰的区分标准仍是我国合同法上的难题。随着理论的发展以及实务纠纷的增多,任意性规范在识别、适用以及立法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为缺少明确的识别标准,与补充性解释之间的适用规则不清,缺少规范设计的法经济学考量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滞后性。任意性规范在立法技术上的不足不仅会降低私主体的活动效率,还会对司法实践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反思我国现行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基础上,提出颇具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范设计构想,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破产程序终结后民事权利救济问题,存在着权利主张受限制,救济措施不具体,追责制度不完善等＂瓶颈＂。有必要对破产程序终结后的民事权利救济作限度扩张,从增加可救济法定事由、放宽救济时限要求方面,扩大救济范围;从明确破产程序终结后的债权申报、建立管理人恢复制度和破产分配财产预留制度方面,完善救济措施;从加强预防性救济、建立多元化救济机制方面,拓展救济渠道;从完善责任主体、明确责任范围、加重责任负担、完善追责程序方面,健全追责制度。

简介：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时，正式确立了行政诉讼被告延期举证制度。《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作为被告延期举证制度之核心构成要件的“正当事由”作精细化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正当事由”的认定存在混乱，这根源于“正当事由”判断标准的缺失。行政诉讼被告延期举证制度中“正当事由”的准确判决应包含两点：一是一般理性人无法抗御的客观情形；二是被告尽力后也无法预见和避免。应以“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为法定免责事由，同时非被告自身原因的客观事由也可成为“正当事由”，但应从严解释，以促成该制度的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