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古典书目可分为官修目录、私撰目录、史志目录三种类型，官修目录中法律文献的类别划分有以下特点：一是对法令法规的类别认识较一致，而对其他律书则有差异。二是历代对律书的收藏有区别。三是类别的设置体现了以刑法为本的法律思想。私撰目录的录书具有随意性和零散性的特点，藏书家们所藏律书的质量和数量差异较大，对官方的法规律令收入甚少，但较重视对录入律书的阅读指导。史志目录中专有律书这一类别。从《隋志》开始法律文献被纳入“刑法类”，归属趋于合理。

简介：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占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

简介：与形态各异的历代法律制度形态相对应，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方法亦呈现出多种样式。官方解释在古典中国的法律解释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这种事实并不影响民间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历代法律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剖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三种样式。

简介：<正>我国的监察制度源远流长,在组织机构、职责权限等方面均有独特的创建。本文以秦、汉、唐三个时代为代表,试析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一、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并且日趋完善。我国古代负责监察百官的称为“御史”。战国时,韩、赵、魏、秦等国所设置的御史,虽是国君基左右记事之官,但涉及百宫言行,已具有监察性质,至秦,中央设立监察机关——御史府,以御史大大为官,执掌“典正法度”,以御史中丞负责举劾监察,并派出御史监郡。《迪典·职官》载:“秦兼天

简介：<正>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春秋战国私学之盛兴,各种学派的兴起,法律学也作为一门学问在法家学派师徒之间转相传授。战国时秦孝公用商鞅,以刑法为教,于是秦人妇孺皆言商君之法。由于法律这门学问适应了当时地主阶级巩固刚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的需要,因此法律教育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法律教育借助政治势力的支持,空前普及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第一个大普及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法律教育的第一个大普及的

简介：中国古代封建“吏治”漫议高晓凌战国时期的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①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领悟到了“吏治”对国家社稷的重要，因而认真规定了官吏的任用、奖惩等制度。其中有些很值得后人借...

简介：<正>谁也不会否认人类社会由众多的个体组成。然而纵观直到清末以前的中国社会,人——这个活生生的个体却几乎被法律遗忘了,而家庭这个血缘亲属团体反倒真正成了社会的细胞。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建立在这个牢

简介：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御史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两翼。其咨询、规谏的职守和作为，凸显出自己特有的光彩，给古代封建专制政体注入了一股难能可贵的活力。拟就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源流演变及其实施、得失进行探讨，以对当代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提供一定的史鉴参考。

简介：中国古代死刑制度的发达依赖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死刑观念。性善论基础上的教化主义死刑观、性恶论基础上的威慑主义死刑观与性有善有恶论基础上的预防主义死刑观，充分呈现出中国古代死刑观与人性观之间的内在关系。由于注重情性而忽视知性的经验主义倾向，中国古代的死刑观夹杂于理想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面貌。

简介：<正>法学世界观(也称"法学观"),是人们对法和法学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既包含了认识论方面的内容,也涉及价值论的领域。它是哲学世界观(人们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比哲学世界观低一层次的、更为具体的观念。就中国古代而言,早在夏、商、周三代、便已有了对法的基本观念.这一点可以从出十

简介：<正>弘善抑恶、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曾记载了许许多多有关见义勇为的事迹。这些事迹千百年来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成为指导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准则。历代统治者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顺应民意,也先后制定了许多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令法规,以此来惩恶扬善、弘扬正义,适应社会的发展。但这些法令法规因时代久远和历史的变革,有的早已佚失,有的散见于不同的文献典籍中,十分零乱,迄今尚未见学术界有专文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件憾事。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不妥之处祈求教正。中国古代有关见义勇为方面的法律条款很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简介：

简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重罪制度．以及关于死刑执行日期的限制，均受到佛教教义的直接影响。另外，佛教地狱、业镜、福报等观念，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古代司法及司法官。中国古代法律，从制度设计到司法实践，深深打上了佛教观念的烙印。从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感受到文化交融与制度进步的双重变奏。

简介：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既有来自法律的直接约束性规定，也有来自特定的司法指导原则设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律规定或司法原则因适应不同案件的复杂性需求而产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适合的裁判依据或标准，目的是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时还设计了审判程序中的纠错机制，供当事人在遇到冤错案件时作出救济选择。诚然，法律规定与司法原则并非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是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逐渐演变和丰富起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它的功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对当今司法制度仍不失借鉴意义。

简介：夏商时期,酒是缔结天人之契的必要介质,其在使缔约仪式具有象征意义的同时,兼具权威性。周时,约和盟的缔结凭借酒的仪式性功用,使其在人间契约的缔结中也成了必备品。秦汉时期,国家公权力对契约管理不甚全面,沽酒条款的功用是证明契约的有效性,从而保障了契约的顺利履行。从唐宋时期开始,国家公权力开始加强对契约的管理,沽酒条款从现世契约中消失,转而适用于＂买地券＂——这种公权力没有触及的虚拟买阴宅契约中,但是＂沽酒＂作为民事习惯还存在于人间缔结现世契约的仪式上,协助国家公权力证明契约的效力。经过纵向的比较研究发现,沽酒条款的演化过程也是契约神化因素退却,而人文化、制度化加强的过程。

简介：<正>陈文思(Wing-tsitChan)教授曾将古代中国形形色色的天命观归纳为五种,宿命论,道德决定论,墨子学派的反宿命论,自然主义的宿命论,儒家学派的伦理主义和人本主义,这最后一种的特点是“听候命运”。然而我的兴趣在于自然法的概念方面,为此,我倾向于

简介：

简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制定出严厉的法律来反对、打击盗贼。中国古代把叛逆行为归于“盗贼”，盗贼律在立法上被提到重要地位并在制度上从严惩处，尤其是“谋危社稷”中的“谋反”、“谋叛”、“谋大逆”历来是“盗贼”罪的打击重点。从春秋战国时期《法经》对盗贼罪的规定到秦汉时期的“大逆不道”，从北齐时期的“重罪十条”到隋唐时期的“十恶”之条，直至宋代的《盗贼重法》，表明盗贼罪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意义逐渐强化。盗和贼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仅仅单指一个刑事罪名，而是有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政治需要。考察古代中国盗贼罪的政治意义，对当今刑法建设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简介：中国古代民族法制受到儒家民族观的深远影响。儒家民族观具有华夷有别、大一统、尊王攘夷、用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等内容。儒家认为华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礼乐文明,而夷人在接受了华夏的礼乐文明之后,则可以由夷入华。儒家民族观,其发展变化与适应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相一致。历代王朝制定治边政策时,主要遵循两种原则,一是＂用夏变夷＂,一是＂因俗而治＂,其目的均为实现儒家倡导的＂王者无外＂＂华夷一体＂的大一统。儒家坚持＂天下大同＂的家国观,坚持＂有教无类＂,将教化与仁、义、礼相结合,构成儒家民族观的基本要义。历代统治者制定针对汉地与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与法制时,都不同程度体现了儒家民族观的思想内涵。

简介：在中国法制史领域中,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既没有从事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专门性的论著也极为少见,可以说处于亟待耕耘的状态。为了全面地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提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借鉴,开展对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阐述涓滴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