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笔者以为，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在人代会上进行满意度测评与法无据。地方组织法第八条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15项职权范围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并没有人代会可以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规定，其他法律法规也没有类似规定。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票决测评，固然可以加大代表建议办理力度，增强建议办理实效。但是，人大工作具有很强的法定性、程序性和规范性，无论是人事任免、监督工作，还是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简介：笔者认为．代表在参加人代会议或者视察工作时．针对“一府两院”工作方面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大都属于一般性局部性工作方面的问题．不需上升到提请人代会进行审议测评。一是不在人代会审议议题的范围内。根据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十五项职权，大体分为保证法律法规、人大决议及计划预算的执行权．审查批准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权，监督权。保障各项权利等。

简介：首先．笔者认为，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是可行的。因为，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法律明确规定人代会可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然而代表法关于“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必须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的具体规定，却把代表依法履行的建议提出权和同级有关机关、组织必须依法办理的责任划分得可谓尤为清楚。

简介：笔者认为，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做法不妥．有失公允。不可否认，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的初衷是好的，目的是通过对代表建议办理的测评，改变一些部门和单位对代表建议办理不够重视的状况．调动提建议代表的履职积极性，推动代表建议办理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认为其有两个弊端：一是容易导致以偏概全，因为并不是所有代表都能知晓每件建议的具体内容及办理成效。

简介：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被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只有选择法治化发展道路、构建科学的法治化体系,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遵循平等互利、规则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领域：一方面,融合现代国际法、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特点,创新现有国际经贸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各国先进法律经验,不断改进并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不可或缺,应本着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坚持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构建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结合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为新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树立典范。

简介：2016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计22个条文。现就《解释》条文的文义、目的及适用进行逐一解读。

简介：＂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企业的同一笔所得被重复征税、未能在东道国享受本应该享受的税收待遇或税收优惠,存在受到税收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等多种税收风险,以及在投资过程中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的税务争议如何解决等问题。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要注意了解投资东道国与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的内容,主动利用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协定优惠安排,降低企业涉税风险和成本。在与投资东道国发生税务争议时,要注意向我国税务主管当局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寻求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简介：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对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或乡镇人大主席团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负责答复。实践证明。由全体代表在人代会上对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能改变有关机关和组织办理不力的状况。效果也不错。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合理。

简介：违法建筑不能获得房产初始登记，购买人也因不能办理过户登记而无法获得法律认可的房产所有权。但违法建筑物买卖事实就在那里。那么，在违法建筑购买人死亡后，其继承人能否继承该违法建筑，以及继承人继承了该违法建筑的什么权利？进而，如果违法建筑被无权占有，继承人又是依据什么权利请求返还？对此，某法院的两审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值得学界认真探讨。

简介：对于即将离职退休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否列席新届第一次人代会，笔者认为应当视情况而定，不宜一概而论。是否出席会议应视议题内容而定。对于上届工作报告，笔者认为应由上一届人大代表听取审查并决定是否通过；对于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府正副行政职务、两院两长的选举．即将离职或退休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内的原届人大代表可列席。但不宜置喙过多。

简介：2013年以前，好逸恶劳。“我穷我有理”“我穷我怕谁”一度成为湖北鹤峰农村的流行时尚。为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鹤峰向以“等靠要”为主要特征的“素质贫困”宣战,挖掉精神贫困之根。

简介：“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设计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关键：防止“一把手”变成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公民，解决各级对“一把手”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问题。

简介：“方德法治研究奖”是由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作为发起人、江苏方德法律研究中心支持设立的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旨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鼓励学术创新，推进法治实践，推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时代进程。

简介：法治一体建设是依法治国战略发展的逻辑必然,当前法治建设首先需要对法治效力领域的三个层面：社会、政府、国家进行依次解读。法治一体建设战略的推进应以法治效力领域的三个层面为基点,对法治＂一体三面＂：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行逻辑关联的解构。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法社会学研究范式以及法政治学等视角进行进路探索,向构筑法治＂一体三面＂相融通之共建、共享、共赢的法治新格局发力。

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

简介：法律行为成立后、生效前之一般形式拘束力，基于自己责任之私法基本理念，在现行民法相关诸规定中多有体现，常为其隐含之基本立场。其亦具有减轻法律适用者论证负担的作用，且更能维护法之安定性。此外，其在比较法上亦不无依据。故对之应持肯认态度，《民法总则》第136条第2款、第119条均应解释为此种一般形式拘束力之规定。此种一般形式拘束力，亦具有体系辐射效应，在若干疑难问题之处理上可发挥积极作用。

简介：小额诉讼程序实施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审裁判权威不足,从中暴露出民事诉讼轻视程序保障的一般问题,表现为立法上的重纠错、轻保障,司法实践中的重效率、轻保障,以及审判改革的审判权本位主义。要激活小额诉讼程序,树立一审裁判权威,需从根本上反思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立法到实践两个层面重视程序保障。约束审判权和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是正当程序这枚硬币的两面。正当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正义主要是对审判行为提出的道德要求。程序简化主要是简化审判手续,不是克减当事人程序权利,且不能突破程序保障的最低要求。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催化剂。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来，影响深远，成效显著，除实现防止错杀、冤杀，贯彻少杀、慎杀，以及统一死刑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等直接效用外，还推动了证据规则的完善、程序正义的彰显，并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未来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反思死刑复核程序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明确死刑案件的强制辩护与法律援助，并探索建构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

简介：目前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土地公有还是私有这一对立框架的理论迷思当中。基于一种从现实出发的理论解释路径,土地公有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和固定不变的理论预设,而在中国土地实践的历史和现实语境当中呈现出开放性的理论空间。从一种对土地公有制的积极理解出发,可能会支持某种强意义上的个人土地财产权主张,从而使土地公有制和个人土地财产权并不对立。基于詹姆斯·塔利提出的关于包容性权利和排他性权利这一对概念所构造的分析框架,土地财产权不仅呈现出国家所有的＂共有＂维度,而且必须特定化为个人所有的＂个体＂维度。这一对土地财产权的二维解读,不仅深度契合当下中国现实的土地制度设置,也是对中国宪法动态发展中所蕴含的那种财产权观念的一种理论阐释。

简介：经《刑法修正案（九）》修正，采“分则个罪立法模式”的我国刑法中的竞合条款已基本呈现类型化和规模化，即基本形成“从一重处断”条款、“从特别规定”条款和“数罪并罚”条款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基本扭转了我国竞合（罪数）体系建构“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三元分立表明立法区别对待想象竞合、法条竞合与实质竞合的基本立场。“从一重处断”条款，主要应作为想象竞合犯处置原则之规定，但也可能是交差关系法条竞合和牵连犯等多行为处断一罪之处置原则的表征。对三分的竞合条款的解读也表明，应当以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和实质的数罪为基本框架建构我国竞合（罪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