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罪犯陈某还有几天就要刑满释放了,监狱值班室却赶来了两名青年妇女要求接见,她们都自称是陈某的妻子,都是前来迎接陈犯出狱回家的,让监管干部很感疑惑。经了解得知,陈某8年前在苏北老家与张女登记结婚。陈某潇洒英俊,身强力壮;张女贤惠温良,勤劳朴素,婚后夫妇感情很好,且生有孩子。无奈家庭贫穷,父母体弱多病,负债累累。为摆脱生活窘境,不得已陈某离家外出,只身到常州市内打工挣钱,由于他头脑灵活,很能吃苦耐劳,干活办事深受雇主赞扬,年收入颇丰……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陈某的思想逐渐起了变化,忘记

简介：<正>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Selznick,191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教授、社会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法律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论著是《法律社会学》(载默顿等人编:《社会学》一书,1957年);《社会学和自然法》(载《自然法论坛》1961年第6期);《法德、社会和工业正义》(1969年)。一、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塞尔兹尼克在《法律社会学》一文中首先提出法律社会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他所讲的"法律社会学"包括了"社会学法学"。

简介：文章在对《卡多佐》以及《司法过程的性质》研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卡多佐的家庭环境、大学生活与法学教育、律师职业的缍炼、法官经历与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考察，分析了他选择“以法律为生命”的历史必然性，既是他把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始终伴随着洗刷自己父亲耻辱的使命，以至于把自己塑造为接近于完美的法官化身。

简介：本文通过对中西亲属拒证权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从自然法则和中人标准两个角度探究了法的伦理品格，并基于此，提出了人伦精神应该自始至终地融汇于法律之中、成为其道德支撑力的命题。

简介：刚刚仙逝的法史大家瞿同祖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曾言:“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2〕如今,官方的表达与实践常常背离已为人所共知,〔3〕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仍多停留于制度层面上,并没有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实际。

简介：贯穿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的核心问题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究竟如何作出判决的问题。基于此问题，卡多佐提出了哲学、历史、习惯和社会学这四种方法。重点对卡多佐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福利”进行分析，进而得出卡多佐背后更深层之社会功利观的支配性作用的结论，并对其社会功利观提出的原因——对形式主义的反对进行了重点论述，最后对其社会功利观提出了一点质疑。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2号涉及二审中诉讼外和解协议与一审生效判决的效力关系问题。严仁群博士撰写的《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认为指导案例2号存在全面的瑕疵和不足，法院对和解协议争执的程序处理更是存在根本性缺陷。严博士的上述研究混淆了立法论与解释论，立论和说理的逻辑自洽性不足，比较法分析不尽深入，错误判断了“吴梅案”中诉讼外和解的性质及其与确定判决的关系。“吴梅案”中和解在性质上属于比较法上的“不执行契约”，绝非私法上的和解契约。从解释论的角度，指导案例2号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实务中成型了的程序运作方式的确认，符合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从立法论的角度，则应该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处理确定判决外和解与确定判决的关系。

简介：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简介：对于卡多佐，学界基本上认同他是一个实用论者。但是，如果单从社会效用论的实用观出发，我们很难理解在卡多佐的司法观念中对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的强调，两者与社会效用至上的实用观存有一定的冲突。通过对《司法过程的性质》进行分析，并结合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基本理论，指出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或实用论的真理观并非是绝对的社会效用至上理论，而是对符合论和融贯论之优点的综合借鉴，所以社会效用与法官精英化意识和遵循先例观念并存。

简介：

简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秦始皇晚年多次登山刻石的活动及其内容,学界多把这些刻石的内容当做直接法律史料运用,尤其是其中的“夫为寄豭,杀之无罪”一句,许多学者都将其作为秦律严厉打击奸罪的证据,表明秦朝对通奸者处以“杀之无罪”的惩罚。〔1〕日本学者堀毅先生更是认为,“从其出处是金石史料这一点来看,同前边的《史记·商君列传》等编纂物相比,应该看作是具有更加可靠的史料价值的记载”。〔2〕堀毅先生不但把这则史料当做秦严惩奸罪的证据,并且还认为它作为金石史料因而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正如白寿彝先生说的那样,“治史不能不依靠文献史料,但是也不能不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它”。〔3〕正因为史料是治史的基础,所以要更加重视对史料性质的考析。本文拟从秦汉时期的立法程序和秦汉律中关于奸罪的法令两方面来探析秦始皇刻石的史料性质,认为“夫为寄豭,杀之无罪”不是严惩奸罪的法令,而仅仅是以歌功颂德为目的的刻石中的一部分。

简介：日本当代著名比较法学家大木雅夫先生的《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1]经华夏、战宪斌先生的翻译,中译本已出版近十年了。本著的前身乃是大木雅夫先生于1981年2月至9月连载发表的论文《西洋与远东的法观念》。若按该论文最初发表的时间算起,已有三十多年了。

简介：网络环境下的数据库在信息的存贮、组织、利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如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信息类型的复合性、利用手段的交互性等。这些特点引发了急待解决的数据库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简介：法律语言学研究迫切需要进行"一库三典"的资源建设。"一库"指经过语言学属性标注的法律语言语料库,"三典"包括侧重收录法律语文词汇的法律词典、侧重收录法律专业词汇的法律辞典、侧重收录法律专用和常用句型的法律句典。

简介：“指导案例1号”从“跳单”这一焦点问题切入居间实务，对于推动民法学研究面向生活，直面薄弱环节，具有典型意义。或因学说准备不足，本案处理结果仍停留于直观的价值判断，混淆了主题，回避了严密的论证，个案处理说服力不足，指导性价值也难以发挥。应探询“跳单”现象的深层法理，藉此检验直观层面衡量结果的正误，并在每一个论证环节，赋予伸缩弹性，测度本案的“指导性”作用。本文还在居间独家委托和多人居间报酬请求权方面，为居间法体系建构做好铺垫。

简介：司法解释应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两高”共同制定的《意见》，在权力来源、法律依据、制定程序依据方面存有缺陷和不足，变相越权取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意见》使用“犯罪分子”的称谓，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刑法原则和人权保护的宪法原则。《意见》对自动投案认定标准的规定，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和刑法适用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则，引起了对职务犯罪与其他类型犯罪在自首条件认定标准上的不平等，导致了自首这一量刑情节方面的认定标准差距。

简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司法需要落实国家法秩序，实现国家法律的各种安排与预测。另一方面，司法需要回应社会，实现司法的社会治理。而要透过司法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卡多佐司法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要对中国当下的司法能量发挥、社会转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等因素予以考量。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具有多样司法特质、与政治良性互动、塑造时代价值、自身良性发展的中国司法理想图景。

简介：英国1997《版权和数据库权利规则》和欧洲议会1996年通过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示》对于数据库特殊权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2002年英国上诉案件——BricishHorseracingLtd诉WilliamHillLtd案所涉及的数据库“自体权”的法律保护，就如何认定法律保护数据库的种类和内容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在该案件的审理过程申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国在数据库法律保护方面学习和借鉴。为适应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我国必须在数据库及其相关方面紧跟世界潮流，积极改进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简介：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简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以夫妻财产制为逻辑起点,分别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适用不同的认定规则。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法释[2018]2号改变了由《婚姻法》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债权人的证明责任也应当按照新的认定标准重新调整。但对于夫妻共有财产实施保存行为和简易修缮等负担的债务,仍可依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法律推定规则确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和证明对象。对于约定财产制而言,债权人对于夫妻财产契约是否知情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鉴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重要性,应当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