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这辑的《人大法律评论》上,登出了我的同事黄翔教授对我的著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批评,以及台湾大学哲学系林明照教授的回应。其中讨论的焦点,是关于如何理解儒家、如何看待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等等。这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做个解释,也顺便很简单地回应一下两位教授的批评。几百年来,很多中国学人的一个共识,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来宪政与法治。但是,这种建设所经历的种种挫折,让很多学人去追究其原因。其中一种说法,

简介：为服膺于政治统治和帝国治理的需要,死刑法需要对复仇观念进行体系化更新,实现同等复仇的国家主体化和政治等价化。随着儒家体系全方位覆盖国家治理领域,作为儒家化法律典型代表的清代死刑法.无论在司法判例还是在法律文本上,都积极回应并支持了差序格局对复仇观念的体系化更新要求,实现了身份差等化,维护仁礼纲常和差序格局。

简介：传统儒家伦理一直致力于制度诉求，以求实现兴邦文礼的社会理想。孔孟开始为此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礼乐治理思想及“仁政”建议，荀子则进一步提出“礼制”主张，到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后，传统儒家伦理在我国历史上的社会治理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儒家伦理的社会治理功用的实现，极大地得力于其制度化模式，昭示着“伦理道德的社会治理功用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助推”的道理。

简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一直被尊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有众多儒家之伦理被逐渐直接或间接纳入国家法典之中。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儒家之外尚有释、道等外来或本土的思想流派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流传。以外来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佛教为例,其与儒学曾发生一些冲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后者对前者＂毁人伦＂的批评。作为被＂儒家化＂的历代王朝法典,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与宗教管控有关的部分,自然也表现出与儒佛冲突相对应的一些对佛教的限制（而非禁止）。如《大清律例》中,这样的律文主要有＂称道士女冠＂、＂私创庵院及私度僧道＂、＂僧道拜父母＂三条,从唐迄清,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三个条文有所流变、损益,但其限制佛教的立法意旨始终一脉相承。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这种＂限而不禁＂的国家宗教管控政策中发展演变。

简介：儒家的天下观、大同思想在今天的时空和时代谱系下得到了新的基于传统和面向未来的理解,这些理解都是为了回应作为全球普适化思维的法治思维。但当代儒家基于自身本位的普适化努力,依然含有一元价值论的现当代自由民主价值所质疑的危机;尤其新儒家的具体之宪政设计构想,其在符合传统精英主义价值要求下,依然不能脱开宪政主义质疑与现实可能性之困境,其中包括来自比较流行的宪法爱国主义之思维基于时代要求的普遍价值与人的处境之正当性的价值追问以及多元平等之价值处境的要求。

简介：白彤东的《旧邦新命》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白彤东以及其他一些推动儒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们倾向于排斥儒家形上学和儒家元伦理维度,这是由他们对儒家哲学中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有所误解所致。其次,白彤东的政治学模型采用了比罗尔斯的薄化理论更薄的处理。我论证这个更薄的处理站不住脚;即使是罗尔斯自己的薄化理论对白彤东的比较研究来说也过于狭隘。因而,更厚的处理也是需要的。

简介：<正>本文主要是评论黄翔《儒家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薄化理论——论〈旧邦新论〉中的两个问题》一文。[1]由于该文是对于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一书的评论,因此本文的讨论既关涉黄氏对于白氏著作的阅读及理解,也涉及白氏该书的相关论点。黄氏对于白氏著作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认同白氏排斥儒家形上学的态度;二是白氏在方法论上采用了"过于泛化的薄化策略"。本文对于黄氏一文的评论主要针对前一点,第二点则会在前者的基础上间接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