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果“安全”的主体逐渐从传统的政治主体,转移为不断分化的个体和社会化集体,那么“安全观”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新兴主体、个体、群体的深刻觉察。如果国家治理的工具逐渐和科技结合,当国家在使用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科技还可以不断消解原有的权力主体,并产生新的治理对象和权力中介形态,如此视角之下,国家安全不再是基于地理主权疆域,而是没有明显内外界域的新安全观念。灾害频仍的人粪纪世代,人粪正在目睹一次生物大灭绝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它预示着一种全景化的危机型社会的来临,世界政治权力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全球政治的新游戏规则正在重新生成;同时由于人粪不断干预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尤其是不断通过科技创造新的能动性赋予方式,国家总体安全于是直接体现为对不同真实程度的安全护卫:现实安全、超现实安全、模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安全。
简介: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简介:基于生态理性之上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系统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辩证精神:注重以生态理性来主导生态文明建设,主张用生态理性的整体性驾驭经济理性的片面性,用生态理性的有限性规制经济理性的无限性,用生态理性的公正性统御经济理性的自私性,从而保持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必要的张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朝着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力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简介:西部旱地是指年均降水量大致在250~500毫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中部以西和以北的地区。这里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生产力低而不稳,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群众生活贫困。1950年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旱地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畜产品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强,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再加上乡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和城镇化发展,面向生态系统的生产压力和生态恢复压力显著降低,为发展生态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农户生计改善和乡村环境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新世纪之前的旱地农业近百年以来,黄土高原旱地农业以小麦和马铃薯为主体、小杂粮为辅的种植业结构,通过轮荒基本实现了低水平下的可持续发展。到新世纪之前,旱地农业的基本土地利用形式是轮荒和梯田,主要作物种类有小麦、马铃薯、小扁豆、绿豆、小红豆、豌豆、蚕豆、大豆(黄豆)、荞麦、莜麦(燕麦)、胡麻等。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在黄土高原旱地农业发展和生态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大量探索。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梯田建设。早期的梯田建设质量标准较低,90年代后期以来,新修梯田标准普遍较高,为其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