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俄罗斯专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论述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公开出版物反映了北京的官方言论。他们认为,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将促进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不同文化的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致力于保持和平与共同发展。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规划应以共同磋商、互惠合作为原则，还应采取实现各参与国发展战略一体化的措施。

简介：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简介：比较法学研究与教育,是保障和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比较法学是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一种综合研究能力的充分体现。中外对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前景广阔的新时代,比较法学的研究与教学更是一项非常有意义、有挑战性、有成效的工作,既是研究方法,也是拓展眼界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国际胸怀与智慧,有利于突破局限性,获得融合性,求得共同性的发展。比较法学的研究与教育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有比较研究能力的国际法治人才的基础性工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对比较法学研究成果和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一系列重要问题亟待通过比较法学研究探求到最佳方案、最便捷路径和最好的政治效果以及经济社会效果与法治效果。

简介：“一带一路”倡议(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2013年由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之后已经经历了四个年头。期间,“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不少国家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在刚刚闭幕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带一路”成为和“四个自信”一样在大会上被频繁提起的时政热词,足见中国政府对该倡议的重视以及推行力度。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推广、制度建设以及帮助沿线各国进行金融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虽然成果颇丰,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尝试借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重点选出“公共产品”以及“选择性激励”两个关键概念进行再解读,并借助这些概念对中国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过程中相应地提出一些建议。

简介：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澳大利亚作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其认知及态度值得关注.在澳大利亚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兼具经济考量和地缘政治内涵,不过,对澳大利亚也意味着机遇与平台.目前,澳大利亚国内已有相关讨论和评估：第一种观点认为,澳大利亚应抓紧时机尽快加入;第二种观点则建议,澳大利亚不应操之过急而要审慎.经分析,澳大利亚政府立场摇摆不定,国内社会各界也存在分歧,澳大利亚处于政策两难困境,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认知结构.鉴于此,中国应继续争取澳大利亚的理解与积极响应,加快“一带一路”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和“基础设施规划”的对接步伐,搭建相关的合作制度框架并继续增强彼此间的战略互信.

简介：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t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简介：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马来西亚凭借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经济条件、地缘政治的战略性地位和友华倾向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伙伴之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丹产业园的'两国双园'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正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成果。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作为东盟率先响应该倡议的国家之一的马来西亚,积极推动中马双边合作与政策对接,'两国双园'也纳入倡议的旗舰合作项目中,成为倡议在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深入实践、走访调查,结合马来西亚本土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及民间各族群人士的立场与观点,了解两地产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分析'两国双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双园发展提出建议,以供相关单位、企业参考借鉴。

简介：宗教极端主义对“一带一路”影响巨大，不仅成胁海外中国公民和财产安全，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形势，影响项目建设成本和进度，还刺激贩毒等其他犯罪行为。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形成原因主要有社会环境、个人心理需求、错误的宗教教义和大国博弈等因素。有些人未能系统学习宗教知识却希望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被极端势力鼓吹的错误宗教教义迷惑，进而加入极端组织并从事带有政治目的极端行为。一些大国出于地缘博弈的目的，资助和培训极端分子，也成为极端势力屡禁不绝的背后推手之一。反对极端主义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重要合作内容，现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已形成比较有效的区域安全合作理念与模式，并取得很多具体成果，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稳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宜在已有成果和经验教训基础上，综合考虑宗教、地缘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等因素，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区域国际机制，加强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领域合作，利用宗教体系内部的自我管理和净化体系拨乱反正，同时防范个别大国炒作和利用宗教极端势力干扰地区稳定。

简介：基于两个分析性的创新：对社会事实秉持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解路径和对动态交互影响的强调,作者提出了一个有关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并利用两种元机制——安全困境/螺旋模型和群体间–群体内互动——作为＂元综合器＂,将战争的影响因素与冲突行为的直接驱动力联系起来,对散布在现有文献中的众多因素和机制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具整合性且动态的族群战争理论。该理论不但整合了既有文献中已经识别的众多因素和机制,而且揭示了先前被隐藏或被忽视的因素、互动和机制,由此指明未来在这些方向的探究将是硕果累累。

简介：功能完备的金融体系是高效经济的必要条件，但不稳定性是金融市场的固有顽疾。著名金融史学家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认为，金融一直是一项重要而脆弱的业务。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是个严重事件，可能引发整个经济的系统性后果，远超个别机构及其客户的命运，经济学家称之为金融系统性风险。

简介：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并催生一系列致命性自主武器，因而对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国际法以及国际军控机制El益构成威胁与挑战。对此，国际社会应多措并举、折冲樽俎，大力推进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谈判。中国应会同有关各国一道，积极推动联合国多重机构提前多层次、主导性介入谈判过程，明确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积极支持成立确保透明、问责和法治原则的多边国际监管体系，稳步推进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的艰难谈判。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简介：俄国第一批女企业家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作为早期走入公共领域的妇女代表,她们深受法国大革命后迅速在欧洲蔓延开来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脱胎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将为妇女争取劳动权和协助其经济独立作为企业创办的首要任务。为使俄罗斯中下层妇女摆脱束缚,获得社会身份,以特鲁勃尼科娃等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精英女性,利用自身在地位、财富和能力方面的优势,大胆闯入男性主导的国家经济领域,创办了俄国第一批专门为妇女提供就业机会的劳动企业：缝纫工场、书店、印刷所、出版社、翻译公司等。她们的实践活动为“走出家庭”的妇女提供了生存方式和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妇女群体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进一步推动了俄国妇女运动的发展。

简介：在普京总统的授意下,经过俄罗斯官方和学界主流认可的统一历史教科书在2015年出版。统一历史教科书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的,并全景式对1917年俄国革命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叙事。教科书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术语的变化,反映了普京政府旨在消除对于俄国革命“彼此冲突的内部矛盾和多种解释”,向受教育的主体建构统一的历史观念。

简介：自“阿拉伯之春”以降,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主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极端宗教思想对“一失败,即溃散”的弥散型恐怖主义之影响,但对于弥散型恐怖主义生成根源、传播路径与扩散范围却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区分与探讨.基于对伊斯兰文明圈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在宗教地位、部族影响、民族国家认同与区域权力结构四种因素的区分,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域容易形成向外围单向辐射的跨国弥散型恐怖主义;而在伊斯兰文明边缘区域容易接受来自文明核心区域的影响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工具与动员手段.半边缘区域因地缘上的过渡性和宗教上的亚文明特征而介于两者之间.“一带一路”倡议途径广大的伊斯兰国家,为确保中国海外投资安全,在伊斯兰文明核心区和半边缘区域应该注重发展同当地部族关系,而在边缘区则需要强化政府间官方合作.

简介：从2016年下半年仲裁裁决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南海局势趋于平静,但是南海的实质问题——领土争议并没有解决,现在风平浪静只是表面上的,处理不好,南海问题很可能风浪再起。当前南海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美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较量是影响南海形势发展的一条主线。去年美国针对我们在南海地区进行了4次航行,并频繁访问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基地。我国在南沙地区的岛礁建设完成之后,相应的设施逐步部署到位.

简介：自2010年以来,美国逐步加大了介入南海争端的力度。其突出的表现是以强化南海航行自由为核心,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上后退。美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既有其历史的逻辑也有其现实的考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是其历史上＂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传统延续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现实来看,以美国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受到影响为借口,以实现该地区所谓的航行自由和秩序稳定为目标,以实施综合性的海洋战略为保障是美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的现实考量。但随着当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美国强化南海航行自由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越来越站不住脚。

简介：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双重难题,泰国也不例外。泰国社会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思想领域的冲突、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根深蒂固和无处不在的腐败等等。在泰国政治中,战后初期（1945—1958年）是一个关键的转变阶段,从先前的威权宪政体制（1932—1947年）转变成此后的军事专制体制（1958—1973年）。20世纪50年代,学生在泰国国家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继而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内所有政党之间的相互争斗被视为泰国政体的一个显著弊端,它很快便成为泰国政府被贴上＂不稳定＂标签的最明显原因。1932年往后,泰国有10余次政变和政变图谋,而1976年10月6日,军事政变是右翼势力合乎逻辑的一次最激烈反应,而此次政变针对的是三年前学生领导的、作为宪政高潮的＂十月革命＂。1976年的军事政变虽然结束了此前三年混乱的开放式政治实验,但其暴烈程度实属空前,政治意义异常重大。概而言之,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学生、政党和以军人集团为首的右翼势力都以它们各自不同的行为,肇始了当代泰国政治不幸的动荡传统。笔者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访谈,展现当年一位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及后来的反抗活动的人士的心路历程,了解他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借以印证、补充或加强对泰国政治和泰国社会的分析和看法。

简介：尼泊尔的族际关系经历了整体民族概念形成、以种姓等级为基础的整合、以印度教高种姓为中心典范的同化、多元平等的民族共同体四个阶段。在第四个时期,由于山地高种姓、本土民族、马德西人三类主要民族的差异,其内部的族群认同和政治结盟得以可能,进而对国内的政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尼泊尔的案例表明,为深入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小国政治,应从族群性的三方面,即政治文化、生计方式和地缘政治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