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准时间是宏观历史过程中的临界点,标志着一连串的重大变革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基准时间具有九条标准,可以分为一等基准时间、二等基准时间和三等基准时间。20世纪的基准时间主要包括三次世界大战(一战、二战和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的变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后的变革都要来得更为深远。将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置于两个世纪的视角中加以审视,可以突出现代性革命,这种视角能够观察20世纪的三个基准时间在正在展开的"全球性变革"这一大的主题下是否会相互联接、是如何相互联接的。20世纪国际政治的关键事件,都应该被视为19世纪"全球性变革"所引发的发展态势和挑战的后期结果。
简介:本文剖析时下风行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说,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依托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以“3D”打印为代表的快速成型技术等“技术簇群”支持,并使之综合应用于制造业,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进而引起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如同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将引起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迁。如果欧美日等率先掌握并垄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秘诀”,将不可免引起制造业从新兴国家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回流”西方,给危机中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注入一剂“强心针”,并有可能重新逆转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现有变化趋势,打断世界历史的“西降东升”进程,进而对中国崛起进程以及中国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冲击。
简介:根据对2008年7—9月相关材料的评估,中国与各主要大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变化如下:中美关系变化为平升降,由1.1先升为1.2,再降至1.1,布什总统8月出席北京奥运会使双边关系上升,但是9月两国围绕宗教问题和达赖问题发生纠纷;中日关系变化为升升平,由1.7升至1.9,期间两国首脑会晤使双边关系上升;中俄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8,主要外交事件为两国领导人在八国集团会议和北京奥运会上的会晤;中英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2,期间两国高层多次会晤;中法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6,法国总统萨科齐8月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使双边关系回暖;中印关系变化为平平平,分值为5.4,期间两国围绕取消对印度的核出口限制一事略有龃龉;中德关系变化为平平升,由5.6升至5.8,两国高层互访推动双边关系改善。预测组于2008年7月所做预测的准确率平均为86%,分值误差平均为0.03。
简介: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将双边关系的性质划分为三大类别: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每一类别依照程度再分为两个等级,共计六个等级。敌对分为对抗和紧张两等,非敌非友分为不和与普通两等,友善分为良好和友好两等。六个等级对应的分值范围分别是:对抗(-9--6)、紧张(-6--3)、不和(-3—0)、普通(0—3)、良好(3—6)、友好(6—9)。每个等级再分为低等、中等和高等水平,正值与负值的低、中、高等水平方向相反。例如,在良好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在紧张等级中,低等水平是-3--4,中等水平是-4--5,高等水平是-5--6。每个水平再分为十度,每一度的分值为0.1。
简介:任何文化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中,文化安全在时间驱动下发生变化,时间因素对文化安全产生何种影响,它是否会侵蚀、威胁文化安全,文章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递进的分析。首先,时间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显性的影响。时间结构和时间维度的变革,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后果:文化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人文主义衰微,文化的自主性受到威胁;时间问题带来了价值秩序的重构,短期性和即刻满足受到偏爱;文化失去批判能力,成为娱乐。其次,时间自身及其围绕它的变化对文化安全产生了的隐性但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在多变且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对时间的感知和与之的关系都是疏离的,这种脱位意味着文化被从其扎根的环境中抽取出来,文化根基被削弱、文化空间减少,从而使文化失去发展自身的权利和能力,高度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过度磨损文化的再生产能力。最后,关于文化的能动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文化对时间的反作用力。其结论是,文化是时间背后的“沉默的规范力量”。这样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应对文化安全议题的自觉性,从文化之中寻求文化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透过时间的视角,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的稳定性是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文化安全议题尤显重要。
简介:五十年代以后,多数东盟国家都出现强劲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增长。研究表明,这种增长是由如下两个主要力量引致的:一些地方公司和海外公司合营的合资企业和发展国家通过政府干预促进各自的经济发展的努力。虽然这种增长决不是没有问题或矛盾的,但其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产出和就业呈现的增长趋势线却未受到政治经济学家严厉的质疑。为了进一步进行讨论,我们有必要从“增长趋势线”和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检验一下从五十年代未到现在的经验。这样做不仅能进一步弄清增长是如何在战后和后殖民地亚洲的具体条件下推进的,而且还能提醒我们留意,不至于把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结构调整进程同经济真正陷入长期危机混淆起来。
简介:学界普遍默认朝鲜对外政策难以预测,因此大量研究始终停留在“事后”诠释的水平,缺乏预判性、前瞻性研究。作者挑战了这一成见,建立了关于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验行为的短期预测模型。通过以2006~2018年朝鲜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为数据集,以每月的数据作为一个数据样本构建最优特征集,应用朴素贝叶斯方法,建立了朝鲜核行为的预测模型。经过测试,模型对朝鲜历史行为的“预测”整体准确率超过80%。预测效果良好,且模型具有稳健性。根据统计结果建立的预测朝鲜核行为的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从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时段实时监测朝鲜核动向。为解决报道搜集相对滞后的问题,运用SARIMA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模拟补全出未来六个月的特征集数值,估算数据在统计上具备可信性,预测准确率高。研究发现,朝鲜核行为远非外界印象中那样无章可循,事实上,朝鲜在相当长时间段内的核行为呈现出高度稳定的模式化倾向。即使像朝鲜这样信息极度封闭的国家,采用适当方法仍然可以对其行为做出较准确的预测。这种建模方法能够为发展关于国家行为预测的一般方法提供启发。
简介:对于最终裁决,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它将会是一份对中国不利的裁决。中国坚持仲裁庭对案件无管辖权,其做出的裁决非法无效,对中国不具有拘束力,中国不会承认,更不会执行。菲律宾和有关各方则坚称既然中国是《公约》的缔约方及案件的当事国。仲裁庭所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裁决均对中国具有拘束力,它们也会借助所有可能的途径、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压,以期逼迫中国承认并执行裁决。针对这一形势,中国外交部门已经广泛寻求并获得了不少国家对本国南海政策的支持。显然,裁决出台后,中国和菲律宾及有关各方将会围绕该案展开新一轮的外交、舆论、军事对抗,南海冲突势必随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