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伦理和法律、维护伦理和遵守法律之间的两难,亲属容隐,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提供的两全之道.其实质的合法性、合理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家庭本位的社会是充足的,而且至今仍然是明显的.

简介：“扮演上帝”是一个主要用来描述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发展并对其进行社会评价的习语。在生存与发展意义上，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去扮演上帝。随着越来越多的生命秘密被揭示，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似神力量。人类应该扮演上帝，人类能够扮演上帝，人类不得不去扮演上帝，扮演上帝已成为人类的宿命。基于自然界和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以及知识的有限性，人们在扮演上帝时要有更多的耐心和责任。

简介：对“价值合理性”和“选择意识”的重视是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价值追求所在。在哈贝马斯看来，哲学自形而上学、黑格尔之后，正在向合理性理论归拢，这就赋予合理性以哲学准绳的使命，一切形态的哲学理论必当接受合理性的审视。康德、罗尔斯的道德义务论以不同的方式宣示着其理论的普遍性，但经由哈贝马斯合理性概念的审视之后，他们立论前提的“工具性”、“封闭性”和“主体性”等有限性特征暴露无遗。由此可见，把立论前提置于“开放性”和“主体间性”之上，有助于促进义务论的普遍性重建。

简介：信任在日常生活中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任研究如果缺失伦理的视角，就等于将信任的生活背景遮蔽了。从信任的发生学角度考察，真正的信任应该是具有伦理性格的。为了确证其伦理蕴涵，首先我们应确证信任是以承认信任是一种德性为基础的；既而我们需要展开关于信任与善和正当的讨论，从而深入挖掘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任。而现实中信任在现代性场域中的“缺席”状态，要求我们对信任的伦理性格予以充分关照，厘清信任的正当性与应当性问题，让信任必然性地要求获得他者的承认和认同，成为人与人交往得以实现的基础。

简介：在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存在着不止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而各种价值之间有可能是不可通约的，甚至是不相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比较。在每个人各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不同的目标和价值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甚至是可以进行计算的。正是基于这种数字化的计算，每个人才有可能在面对多种价值和目标时做出理性的选择，根据每一目标和价值对自己人生的意义而做出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简介：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简介：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简介：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即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经过千万年的衍生和发展，各社会群体均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公共秩序规范体系，表现人类特有的德性与理性之美，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变化，新旧秩序的交融与裂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公共秩序规约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到现代，从公共秩序是人类德性之美、人类理性之维、社会和谐之基、人类文明之要几个方面揭示了加强社会公共秩序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要途径，希望引起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高度关注，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习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简介：<正>王海明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撰文,剖析了历史上的合理利己主义论者的思想,指出公认的合理利己主义巨匠有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合理利己主义体系由行为观和道德观构成。合理利己主义是这样一种错误的伦理观,一方面,从行为本性来说,每个人的行为目的只能利己,却又不可能依靠自己单独实现,而只有依靠社会,通

简介：社会发展总是存在各种张力现象,共享发展过程同样具有其内在的张力。共享发展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以及渐进共享四个方面,分别存在功利与道义、整体与局部、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间的内在张力。适度的张力既有利于遵循社会规律推进＂发展＂,又符合伦理价值目标而实现＂共享＂,使得＂共享＂与＂发展＂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发挥张力的积极效应、降低或避免其消极效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调适。合理调适需遵循客观性、动态性、适度性、人本性等基本原则。

简介：道德选择理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三个方面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其次，从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背景中就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的成败得失进行讨论。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简介：罗尔斯所说的理性多元论指的是西方当代民主社会各种不同并且互不相容的合乎理性的完备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元论。他通过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从古代之善的主题到当代之正义主题的＂主题转换＂（它与理性多元论密切相连）,以及理性多元论出现的＂历史必然＂和＂进步意义＂三个方面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理性多元论＂是始终伴随西方未来民主社会的不可消除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他采用一种在社会基本结构（政治领域）而非完备性学说中探寻＂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在多元化下人类如何共存的问题,他的解决方式应该高于那种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共识资源或通过建构新的完备性学说来探求共识的做法,因而预示了西方未来政治哲学探求＂共识＂方式的新的走向。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本文剖析了恩格尔哈特在生命伦理学转向的理论成因,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以恩氏为代表的当代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状况。在将＂门槛时代＂概念介绍到生命伦理学领域之后,恩格尔哈特指出基督教神学—哲学史中存在的推论式理性是造成今日世俗化生命伦理学的原因,为了克服推论式理性并在一个后基督教世界恪守建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他转向具有礼仪、默想、思索性知识传统并强调与上帝神秘联合的东正教。

简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探寻中国社会新出路的过程中,梁漱溟等新知识分子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他从对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认识出发,将“伦理情谊”融入团体组织,依新礼俗为规范,从义务本位确立“团体-个人”中的新关系,以相对论的伦理主义原则培育“团体-个人”中的新观念,以“人生向上”为目标建设中国乡村的团体生活。这种坚持以民族传统资源构建新社会的伦理精神,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因过度倚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而忽视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应有的现代转换,梁漱溟的新乡村组织陷入伦理本位主义的理论困境,在“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和培育中出现了种种矛盾。

简介：＂国家中心主义＂在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主流范式假定,世界秩序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理性国家——逐利行为的副产品。以＂理性自主＂的男人为原型,主流范式塑就了理性国家的身份特质,并就此割裂了性别要素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划清了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的界限。理性与道德对立导致了世界秩序范畴对道德和性别的排除,最终将国际关系塑造成真正的＂无女人世界＂。

简介：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出现了诸多引发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主要源于伦理规范缺位与道德评价错位。前者指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情境，相应伦理规范的缺位现象；后者指社会转型时生活方式与道德价值多元格局中，不同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之间相互评价的错位现象；对这两种机制的分析与阐明，有助于清醒认识当前道德生活的变化，理性面对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预防焦虑心理与滑坡评价引发负面的道德情绪与行为预期。

简介：德性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从麦金太尔至今,＂德性＂一直是人们所追逐和关注的话题。一种德性是一种获得性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对实践而言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1德性是人运用理智或智慧,根据其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的要求,并以生存得更好为指向培育的,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的善品质,即道德的品质。

简介：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

简介：我国当前往往将医疗差错归因于医务人员的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够等主观方面并按照“谁出错、谁负责”的原则对医务人员进行惩戒。这种归因和治理模式对医疗差错发生根源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认知不足，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高度组织化、社会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归因上的偏倚取决于用以观察、评估医疗差错的知识框架。这种以个人负责为特征的归因和治理模式源于当前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临床伦理学，它将焦点集中在医务人员个人的道德修养上，忽视了组织结构等因素的伦理性。应当适时更新医学伦理观念，通过引入组织伦理的视角，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医疗服务的组织、系统、制度和结构，进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医疗差错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