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价值哲学研究的取向,不仅指价值哲学研究者的旨趣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更指把什么主体的需要看作终极价值的源泉和尺度,以哪一种价值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为价值的基点和目的,一言以蔽之,即是指以什么样的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作为价值的本位。自古以来的价值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者的观点人各不同,但存在两种基本不同的取向,即整体取向和个人取向。

简介：西方自由主义一直存在＂共识＂与＂共存＂两种传统,前者把自由主义理解成为一种最佳生活方式,认为它是人类应该最终形成的理性共识,后者则否认形成这种理性共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自由主义只是一种让不同生活方式共同存在、共同繁荣的宽容。在必要性和可能性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都有部分的合理性和部分的不合理性,并且它们各自的不必要性和不可能性正好表达了对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必须把自由主义的两种传统结合起来,价值层次的区分以及＂够用原则＂和＂公域原则＂的运用则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进行优化组合的基本条件。对于自由主义两种传统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简介：社会道德担当有两种途径：国家担当的途径和民间社会担当的途径。二者应该相互契合而不能相互背离。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两种途径之中，既体现着国家所担当的道德思想，又体现着当前我国民间社会的道德要求，并具有易于被民间社会担当的优点。因此它消弭了在传统社会无法消弭的两种担当途径之间的落差，为国家道德担当和民间社会道德担当的和谐统一、携手合作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契合面。

简介：面对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被誉为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领军人物的罗尔斯,以其纯粹程序的社会正义规范表达了对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然而,由于仅仅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狭隘视野和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罗尔斯纯粹程序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是不彻底的,最终陷入抽象平等的困境.与此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指向其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指向其作为背景的只局限于政治正义的社会理想,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在一种人类正义的规范之下表达了实质平等的理想追求.由于超越了政治解放的狭隘局限,因而,马克思人类正义规范之下的平等,不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辩,而是在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寻求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想目标、价值原则和现实途径.

简介：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基础，道德信仰既是对道德的信仰，又是对善的终极追求。两者合为一体，统一于道德信仰这一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反映了人对道德的态度与意愿。这是研究道德信仰应有的理论视点。

简介：将法律运行的道德追问规定为两重向度,既有其学理的依据,又是历史给予的启示和破解现实难题的需要.对立法的道德追问不仅要考察法之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而且要审视法与社会主导道德以及与广大民众心理和情感相契合的状况.对司法的道德追问则不仅要关注司法是否公正以及司法工作者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而且应特别关注当下我国社会全面转型时期司法之'应然'.

简介：乞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乞讨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在如何对待乞讨和乞讨者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分歧,其中价值观的矛盾及其所引起的道德困境构成了对乞讨现象争论的焦点.我们必须把乞讨作为一种手段和乞讨者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愿选择区别开来.如此才能对乞讨之中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的关系、乞讨者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恰当的道德定位,并为处理乞讨问题提供依据.

简介：在信息伦理学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些学者将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非规范的伦理学来研究,而另一些学者则偏重于信息伦理学的规范性质.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规范学科,应当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活动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发生的伦理问题,而不能成为计算机伦理学、媒体伦理学、生物信息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的集装箱.规范的信息伦理学可以参考义务论、美德论、效果论的分析框架,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各国的信息伦理学有本土化的问题,但在全球性的信息沟通中,应当实现不同的信息伦理学的整合.

简介：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体现现代性本质的一个核心问题。“德法次序”概念，可以将日常德治和法治关系的探讨，纳入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框架中来，实现一种现代政治哲学叙事。

简介：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哲学思潮中,较之于学者们普遍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的休谟的情感主义传统反倒更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德性伦理学在当代复兴的思想源泉,在与儒家德性论会通的语境之下尤其如此。当代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印证了休谟的移情观念,而这一移情观念又可以用来对道义论进行一种情感主义的辩护,即一种建基于移情观念的当代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简介：晚近共和主义学者所着力阐发的“第三种自由概念”可以恰当地被理解为第二种消极自由概念。这种消极自由概念的恰切含义被阐释为“无支配”或“依赖之缺位”，从而在某些重要方面根本地不同于自由主义式的以退守至私人领域为特征的那种被阐释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观。它最初源于罗马式传统在自权人与从权人之间所做的根本性区分，从而体现为一种基于主体而得以界定的自由理论，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受启发于运动者不受外在障碍地持续其运动状态的那种基于行动自身而界定的自由理论之间不可公度。尽管共和主义式消极自由概念的独特性常常遭受来自各种学

简介：目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互联网,作为科技的重要标志,已经深深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互联网的一机一线,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一网打尽全世界＂。然而,在互联网为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人们不知不觉陷入了自己所编织的这张网中,没有察觉到在其试图主宰互联网的过程中反而被互联网所控制和支配。

简介：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简介：<正>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向湖北“农金卫士”杨大兰、潘星兰学习的号召后,一个学习“两兰”的活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乘此东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和湖北伦理学会等七个单位,于今年11月9日至12日在宜昌联合召开了“‘两兰’精神暨典型宣传理论研讨会”,省内90余名从事理论研究、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出席了会议,并提交论文73篇。

简介：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简介：与西方哲学家由于要限制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改善处境较差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初衷不同,俄罗斯思想家却是鉴于平均主义民族心理在俄罗斯的根深蒂固和平均主义社会思想在俄罗斯的广泛传播而讨论正义问题的,因此,俄罗斯思想家的正义观总是透露着对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凸显与强调。作为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1883-1954）对正义思想的表达鲜明地体现了俄罗斯正义思想这一独特性。伊里因的正义观以其精神哲学为基础,着重于强调人的独特性,提出作为差别化艺术的正义思想,由此表达出一种批判平均主义、强调要尊重人的个性和独特性的社会建设方向。相较于西方的正义理论,伊里因的正义观不失为讨论正义问题的另一个面相,同时,对于我们远离平均主义的误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简介：公私之辨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伦理学的诸多问题都与此相关或由此衍生。耙梳中外伦理思想上的公私之论,能够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对公私问题理解与措置上的统一和差异,这对于我们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合理地处理公私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提高劳动报酬是一个涉及劳资关系交换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复杂正叉问题。劳资关系的交换正叉是否“合乎公平的正义”是一个充满现实纠结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的分配正义旨在建构一种保障、拓展和超越交换正义，普惠民生的大劳动报酬观。一方面，通过劳动要素资源均衡化，实现劳动报酬与人的再生产需求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承认和尊重民生权利，以彰显提高劳动报酬的民生逻辑。大劳动报酬观的正当性与权威性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方协同联动，以建构一个和谐共融的行动共同体。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欲望概念，并在其道德哲学研究中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区分了一般而论的欲望和具体的欲望形式，前者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中与理性相对的部分，后者则根据其目标以及追求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欲求、冲动和想望。其中，想望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本身便包含了对价值的敏感并且自然地与理性判断一致。本文试图指出，一般而论的欲望概念难以为人类行为的多重动机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关系给出恰当的说明，而一种经过区分的欲望概念则突破了理性与欲望对立的传统思路，不仅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具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人类行为并对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价。

简介：法律原则能否作为判决的依据取决于个案中法律行为所体现出的道德强度的程度，表现为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向下看”，准确判断在具体的个案中，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程度；二是“向上看”，全面考察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法律规则对道德规则转化的法律原则是如何回应的。埃尔默“谋杀被继承人”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是严重的，也是为整个法律体系所不容的，该案适用法律原则具有有效性；相比较而言，泸州“婚外同居”继承案，如果适用法律规则，对道德的违背要轻微些，也为整个法律体系所容忍，该案适用法律规则具有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