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继善成性”思想探析—从规范伦理到德性伦理的超越

曹赵1，全敏2

1.广西师范大学，广西省桂林市，541000

2.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省衡阳市，421200

摘要：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两种主要类型——功利论、义务论共同构成了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德性伦理学以“反叛”的形式开始复兴，这一背景决定了德性伦理学必须寻找有别于功利主义、义务主义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特质，才能使德性伦理学得以彰显。两个阵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双方都试图找出对方的破绽，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范畴。这场旷日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对推动德性研究重新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王船山从气本原论出发，分别通过气、气化生物和气质而论天道、继善和成性，并以气的存在方式的变化来说明道、善、性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他还区分出了善功在天道、天人合一、人自身三个层次上所扮演的角色，并通过区别于最初的本性和后来的本性，将“成者本性”定义为一种与善性相近的性情中之本性。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船山的“继善成性”的思想。

关键词：船山；“继善成性”；规范伦理；德性伦理

一、规范：结果主义和义务论的理性狂妄

自周敦颐与张载以来，宋代哲学“继善成性”说虽有不同派别之分，但论及性与善之关系之基点，不论在文本或诠释上，均以《周易》继善成性，而不以孟子之“性善论”为基础，显示出北宋新儒学对以天道生死为生命之生成论为基础，来诠释个人道德之创造之道。“继善成性”理论的长处，就在于它从天到人，从天道到人，从逻辑上来说，是一种逻辑，是一种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逻辑，同时，它也注意到了个体生命形态的特殊性，从而解决了个人心性修炼在天道中的合理性问题。因此，孟子在“性善论”中所强调的“道德价值自我实现”模式，自然为人所不齿。

二、德性：回归古典伦理主张的强劲未来

船山区分为“人之继”与“天之继”两个区域。天道与阴极，轮回不息，故有无尽的功德，此为“天之继”。对于人类来说，“恶”的出现，就是因为人类无法继天道，人类必须要不断地继承天道，这就是所谓的“善”，也就是所谓的“人之继”。在“人之继”中，从人的自主与主动的向度出发，谈到“善”，这是他的创举。他主张，不论天道盛行与否，或仁义盛行与否，若缺少了人类的自主，则仍处于“天之继”的自然而然之中。所以，“一眼而惊”和“一眼而过”，都是天道之美在人的偶然表现，归根结底，都是“天之继”。“人之继”一词，即对“天之继”一词的积极继承与承担，凸显了其作为伦理的主体性。天道继善是由自然而生，由自然而来，直至“人之继”，人们方能拥有自己的主观觉知，进而步入自我、自我为的境界。“人之继”由被动而“变”，是对“天之继”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一种表现，也是对人“自主性”的一种肯定。人们在继承“天命之善”和“意欲之兴”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继承后向善行，另一种是在继承后向恶行。对他而言，在真实世界中，人类的“善”与“恶”，实际上都是人类自我的抉择。只有从最原始的角度出发，从最原始的角度出发，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人类的道德，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如果没有了自主的继之功，人继于天的仁义礼智之性就和“禽兽母子之恩”的天然本性并无实质差别，人的善性最后就托付于虚无而不具有实际中的真实性。其次，所谓“人之继”，就是“不忘初心，孜孜以求”，“学成于聚”和“思得于永”，都是对勤奋学习的重视，凸显了人作为“实践者”的作用。人类通过“竭天成能”的生命实践，坚持思想的延续，事事的延续，从而使“天之继”的美德成为自己的美德，并外化为世界的美德。从其气运日新的角度来看，天命日新，天之继永存。所以，“人之继”，就是“以其人之身，不断地向善”，人对天道的继承与发扬，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进程，人的善良本性，也是一个不断地走向“日生日成”、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成长的道路[1]。

从“继善”的三个层面上，特别是从三个层面上，对“继善”的层次进行剖析，特别是对“继之功”的极力阐释，既为人类的善性打下了扎实的“气运天道”基础，又突显出“有善有继焉”“继可学也”“自继性而行之”等重视人的自主性、实践性、生成性的思想。王船山关于“天人之间”的“继”说，揭示了“继善成性”不仅是一种自然的、动态的命运安排，而且是一种人类主动地、自觉地、不断地在不断地创新，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德行，以人道弘扬天地的无限的实践[1]。

三、船山德性论进一步挖掘的方向

（一）对个人道德修养需要处理的道德与知识技能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在船山的德性论中，尊德和道问并重，它与先验性的伦理观念背道而驰，把道德价值看作是在道问中凝结出来的一种物质，在道问中达到了对德性的具体化，并且把重点放在了对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对待，从而达到了对道德的追求，从而体现了人的人格。这个观点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准则和一种禁止是完全不同的。当今社会，在我们这个信息大爆发的社会，很容易让人沉溺于知识的汪洋而忽略了对品德的锻炼

[2]。

（二）对个人道德修养需要处理的自身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价值理想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船山突出了心灵的创造力，增强了“人”的能力，并积极地接纳了“人”的“道”，以“道”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道”。我们现在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次，要把那些价值观落实下去，就必须把国家层次的东西发展成国家的美德，把社会层次的东西发展成社会的美德，把个体层次的东西发展成个体的美德。但是，这终究还是要从个体到机构的层次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大德”，而社会中的一员，其大德的实现离不开国家道德、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的统一。对于个人而言，这个融合方式要求我们要主动地去学习和实践，去相信和实践它，将它“内化于心，外化为行”。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船山所说的“好学、知耻和力行”，将民心之能动性和德性的能动性进行全面的彰显出来，并积极地进行实践，将它内化为我们的德性。

（三）对组织德性与个人德性之间的整合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当今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由“组织”所支配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组织时代”。我们有政党组织，有企业组织，有许多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都会发布许多相关的准则和准则，这些准则通常都是需要“在心里，在行动”。王船山提出的“存理与自我检视”一主二的修养功夫理论，帮助我们把外部的准则和准则放在心里，然后再通过与他人的典范进行对比，寻找自身的不足之处来自我反思，再通过与消极的典范进行对比来提醒自己，通过长期的努力，将准则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再将其表现出来，这要远远超过单纯地注重良心和良能，能够更好地促进美德的形成[3]。

结束语：

王船山以“性与天道”为着眼点来论述“性”说，无疑是对周敦颐论天道《易传》中“性”说传统的继承和继承，即把“性”说作为“性命之源”。但是，因为他从“气”为先，“气”与“气”相互为体的本原理论出发，扬弃了“朱熹”的“理”与“体”与“用”的理论，所以，他对“善”与“性”之间的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解释。因为在当代，无论是德性问题还是规范问题，都属于比较突出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并且考虑到双方理论的局限性以及人类生活的本质及其复杂性，因此，在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这两个阵营中，关于德性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争论将会继续进行，其未来景观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周群芳.王船山德性论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20.DOI:10.27667/d.cnki.gzymu.2020.000574.

[2]杨超.内外之间：船山的宋学观[D].湖南大学,2020.DOI:10.27135/d.cnki.ghudu.2020.001616.

[3]张震.道器之际：王船山的“象”哲学思想研究[D].东南大学,2017.

课题来源：2022年度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王夫之与王阳明知行观比较，项目编号2022D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