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砭大学教育

巩进军

巩进军（西安政治学院政工系，陕西西安710068）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0-016-02

摘要：教育的困境在于教育本质的迷失。对教育的追问，东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化轴心时期的先哲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培育道德心灵，健全理想人格。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今天，这一基本价值愈发显出其极端重要性。重视人文关怀，培育健康心灵，追寻宇宙真理，重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是教育良性发展的必由路径。

关键词：教育之症；本质；回归

钱学森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怎么了？出路何在？

一、大学教育之“症”

（一）“适应”僭越“超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追寻真理、超越自我是教育永恒的主题。与超越相对应的是适应，超越与适应相互对抗和平衡的过程演绎着教育的主旋律。比如，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人文与科技。然而，在市场、物欲、金钱、文化的多元冲击下，适应僣越和窃居了超越应有的位置，开始以主人的身份引领教育的航向。教育失去了昔日的精神光环，逐渐沦落为名利的俘虏和工具。资本天然具有攫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倾向，在市场的驱动之下，它向任何可能的领域伸出触角。教育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尤其是“传道”，更是教育须臾不可离的“生命线”。但在一波接一波的改革浪潮中，资本在市场的积极配合下攻城略地，无往不胜。教育也没能幸免，没有坚守住精神底线，半推半就地成了资本与市场的婢女。美国经济学家A.M.奥肯说：“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能包括教育。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认为，由于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不适合作为一个赢利性组织存在，如果大学以利益为导向就丧失了大学的根本精神。遗憾的是，一些大学已经把赢利当成了唯一的价值追求。

（二）“科学”僭越“人文”。

文化轴心时期，东西方圣哲在相互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表达了相同或相近的志趣。无论是老子尊道贵德的思想，还是苏格拉底德性即智慧的阐释；无论是孟子舍生取义的豪情，还是柏拉图献身真理的执着。无不映射着同样的人性光芒。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为迎合封建专制的需要，不但大力倡导“罢黜百家”，还阉割儒学精神，提出了独尊被其篡改的“犬儒”，致使中国文化的主脉偏离道统，成为历代皇帝粉饰太平的工具。无独有偶，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门下求学二十多年，最终没能领略他老师的思想精髓，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可他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序幕，在诸多应运学科做出了辉煌的成就。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文化终于挣脱中世纪宗教枷锁的束缚，义无反顾地走向世俗，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人类以近似几何级数的速度创造物质财富，拓展认识领域，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科学理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代科学“可以概括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验理性，即理性逻辑推理与实验经验构成的富有张力的知识建构”。无疑它是一种了解宇宙、认识世界的可靠和富有成效的方法。然而，对科学的盲目推崇致使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肆意泛滥，导致人文关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人文学科、人文教育日益被边缘化，“有知识没文化”的大学毕业生是科学主义僭越人文关怀的自然恶果。

（三）“物质”僭越“精神”。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需要的强烈的程度和优先程度是不同的。越底层的需要，越关系到生命机体的生存的需要，人们对于它的追求就越迫切，因而表现得就越强烈，其对于高层需要来说就越具有优先性。马氏这一观点是对普通人实然状况的论述，并不是应然状况的结论。换而言之，其理论的合理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对一个人来讲，物质与精神的需要须臾不可离，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更为根本。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宁可饿死不吃周朝粮。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诚然，这些是个案，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普遍性就蕴藏于特殊性当中，没有独立存在的普遍性。终极追求，实现自我价值，是一个正常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一个人应该经历人性启蒙、人性觉醒、文化自觉等阶段，最后实现精神超越。古圣先贤以及很多仁人志士都经历了这一心路历程，他们的高尚行为是精神达到一定境界的自然体现。

二、大学教育的本质

中国早期思想家们充满自由主义的气质，孔子的气魄、老子的深邃、屈原的悲壮、庄子的神奇，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教育的诗性气质，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精髓的终极追求和整体把握。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对普通人来讲，其路径只能是学而后知。不过，知什么？是日用知识吗？非也。孔子自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无论“生而知”，“学而知”，还是“困而知”，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对道的不懈追求。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中国早期的语境中，教育的核心就是“传道”、“悟道”和“行道”，舍此，则失去了教育的旨归。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历史文献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可见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相同，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对道的认识和理解有着相对固定的内容。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就人自身来讲，主要体现为道、德、仁、义、礼等伦理道德思想。怎么学道呢？孔子针对当时人们的修养水平，主要倡导“以仁进道”，当然，像颜回这样具有很高悟性的学生，自然会毫无保留地传授“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精髓。老子更为超脱更为根本，他指出“为学日益，闻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对于日用知识，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常道”，就要循序渐进地学习和积累，而对于“绝学”，也就是“非常道”，就是弱其志趣，损减私欲的贪心，“反也者道之动也。”由礼而义，由义而仁，由仁而德，由德而道。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对“道”的学习体证是一以贯之的。《中庸》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学记》提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里教学与教育同义。孟子感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是在中国古代最早将“教育”二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而使用的。王充更加明确具体地提出“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朱熹“五伦”教育思想，在核心也在于成人进道。总之，对道的体认，淳德体道，淳德归道是早期中国教育的真正内涵。

三、大学教育的回归

教育要发挥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必须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立场，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在对单一化、工具性及其价值蜕变的教育现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回归教育本质，重构教育核心价值观。为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境界说可资借鉴。其一为“和而不同”；其二为“君子不器”；其三为“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关键是对同一性和单一化的否定。《国语》提到:“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而不同”之所以被先哲奉为君子之道，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生命系统运作法则。教育贯彻“和合”精神，是在思想最深层面体现整体的关联性，它在差异性与统一性、竞争与协同、对抗与合作、冲突与整合等既联系又对立的关系中谋求互补、互化、互生，从而有序发展。就个体而言，有了自身的独特性，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同类竞争共同的资源，从而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就教育而言，如果能够为个体创设多样化发展的机会和途径，就能为个体提供更多的全面发展的机会，为社会盘活潜藏的人力资源。“君子不器”是相对精神而言的。在先哲眼里，“道”与“器”的关系就是“体”和“用”的关系，所谓“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老子也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无论是道与器，体与用，还是利与用，两者不可偏执偏废。“君子”深悟人生之道，其谋虑在于深远层面的意义关联，这是一种深刻的价值理性的表达。教育不只是为个人获取知识、谋取文凭、适应社会的途径，更是启迪人们心智，找寻心灵归宿的精神旅途。目前实际运行的教育系统，无论从目的还是内容和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向工具性蜕化的倾向，教育的价值转向和重构成为亟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天人合一”说的是人与世界的和谐相处，其关键在于人的主动去“合”。在一个知识、信息蜂拥而至、各种思潮和观念风起云涌激烈碰撞的当今社会，人们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也许提升人们的“智慧”水平才是必由之路。智慧并不等知识，“智慧”乃“知识”的质变和升华。智慧的获得全在一个“悟”字。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这种特性，将人从为着适应某一特殊环境而产生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它有利于发展出全面的能力和多种适应性品质。教育如何改造人类的大脑，使之获得与世界的复杂性相适应的智慧？“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式，就是把教育摆在个体所处的独特的天地系统之中，即在由现实中的问题所构成的时空环境中，使个体学会在一种整体关联与互动的关系中把握“道”，获得自主价值的再生能力，并据之以调整自己的行为，在不断的学习与适应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作者简介：巩进军：男，（1976-）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军队思想工作。现为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政工系基础理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