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新文化史”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末,罗伯特·达恩顿在70年代末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是标志该史学流派在理论及技巧方法上臻于成熟的代表作之一。达恩顿教授在纳沙泰尔公司档案的基础上“隐匿”地运用文化史的方法,不但厘清了“百科全书”的历史,也勾勒出旧制度到大革命时代的整个法国文化史,该书反映了达恩顿教授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这说明“新文化史”已避免了社会史研究中趋向“零碎化”的问题;而作者展示其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的史学功力,则为所谓“建构史实”提供了真正的典范。本文即在述评该书内容的基础上以达恩顿教授的治学经验为例,略涉“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史学方法,肯定了“新文化史”扩展历史学领域、探究历史学真谛的发展及意义。
简介:作为重要的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发生变革时,法律制度的构建是重要内容。而且,法律制度的变革情况又往往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因此,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西欧,思想家对法律的发展变革十分重视,在自身的政治模式构建中无不论及。而这一时期的欧洲,通过各种途径,对远在东方的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作为远离欧洲的大帝国,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引起了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关注。许多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理想的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都从不同层面对中国法律文化进行了评述。由于启蒙思想家各自的理论基点不同,他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与论述也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启蒙思想家们从各自的理论角度出发评价和分析了他们所接收到的中国法律文化,这一过程是中国法律文化对欧洲近代法律转型发生作用的过程。而且,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论述,也有助于我们转换角度去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
简介:"本真性"观念建立在西方哲学有关现实、再现以及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从16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文化发现,到20世纪初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表述,都以本质主义的观念宣称客观真实及全面地再现文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化,民族志表述的文化被看作是现实的社会建构,民族志表述的仅仅只是"部分的真理"。由此文化本真性的观念从本质论转向了建构论。这种转向,对中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在于:由于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的时效性等因素,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标准很可能遮蔽了文化本身的历史性,这样反而会阻碍文化的传承发展,扼杀文化的生命力。本真的文化不是那些被表述的碎片的、静止的社会事实,而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我们正在保护的"本真"文化,只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远不同于文化本身的真实样貌。作为文化代理人,外来知识精英往往僭越本土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角色,继而建构本真的文化,但外来知识精英无法回避以下伦理拷问:精英文化的优越感以及对本土文化的文化殖民。面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民俗学应该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
简介: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两大口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1917年,《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要求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革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以言论激烈而领潮头之先。“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蔚为风气,各种社团、报刊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第一批社会主义者。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