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行政手段的调控,上海市人口的集聚速度大大下降,人口空间演变出现了新的特点,与此同时,不同户籍、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出现了一定的空间分异规律,表现在不同户籍人口的空间分异属于低度分异,受教育程度中研究生以上人口空间分异程度属于中等分异,第一、二产业人口分布呈中等分异,其他受教育程度、职业人口空间分异属于低度分异。本文结合2015年上海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上海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变动的新特点,并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从产业因素、行政因素、公共服务、市场因素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公共资源中,教育、医疗因素是影响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空间变动的因素,高中教育资源是影响不同职业人口空间变动的因素。

简介：大量研究证实流动人口会降低全国各城市生育率水平，但是两者的数量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清楚。本文以广东为例，利用1990—2005年广东流动人口和出生人口数据，对流动人口变动与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简介：文章描述了在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多元复合文化影响之下珠市彝族生育意愿的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影响珠市彝族的性别偏好和数量偏好的因素各有不同,由此也决定了这两个维度的变迁具有不同步性。女性的男嗣偏好更强,男性则更倾向多孩;女性地位及孩子的非经济性效用是影响性别偏好的主因,数量偏好则更多体现了养老保障、受教育程度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其变迁先于性别偏好。影响性别偏好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内涵也已发生了有别于儒家孝文化之传统意义上的变迁,但内植于观念层面的性别偏好的彻底变迁尚有待时日。

简介：本文使用2016年120县人口监测系统数据,结合山东省婚育政策变动,聚焦山东省户籍妇女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变迁,通过计算1986-2016年详细的分孩次生育指标,以了解相关婚育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文章重点分析一孩和二孩生育,因为这两个孩次合计占山东省出生人口的90%左右,并能够体现自1990年以来严格执行晚婚晚育和二孩间隔政策后人们生育时间和生育年龄方面的巨大转变。分析显示,山东省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长期受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不同时期主导性的政策类型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晚婚晚育政策和二孩间隔政策的变动导致生育行为的年龄分布和平均生育年龄的本质变化及时期生育率剧烈波动。2013年以来相关政策调整后二孩生育率虽强势反弹,但其对提升时期总和生育率的贡献幅度,被同样迅速下降的一孩生育率部分抵消。当前山东省的生育模式仍不稳定,存在诸多进一步强化自愿推迟生育的影响因素,并将进一步降低时期生育水平。

简介：

简介：家庭养老的实际是代际交换.从目前来看,在农村的家庭养老中,父代农民处于代际交换的劣势.他们不但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在年老养老时也只能依赖于子女的自觉,从而使自身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简介：为了了解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原始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发现：．女性城镇“老人”在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龄和退休前职业等方面较男性城镇“老人”均处于劣势：不同特征女性城镇“老人”养老金整体上低于男性城镇“老人”：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养老金的性别差异有较强的解释力；退休年份越晚，养老金的性别差异由退休年龄和受教育年限解释的比重越高。

简介：文章从人口与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城市化滞后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认为仅仅通过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遏制消费需求的萎缩是难以生效的，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人口方面着手。

简介：文章基于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人口结构性因素与以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为衡量指标的环境污染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是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而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指标的影响具有倒U形的特点,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会促进各污染物的排放,而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则会显著抑制排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有明显的滞后性,上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指标会造成下一年度的排污量变化,这种影响具有U形的特征,具体来看,在城镇化的初期由于规模效应会使得各污染物的人均排放有所减少,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排污量会相应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小于前期减少的程度.

简介：广东人口老龄化既有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普遍特征，又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这一背景下的突出特点。文章在利用广东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资料和广东省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析广东人口老龄化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基础上，研究和探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并提出对策建议。

简介：随着B超技术的发展，特别是β-HCG测定的开展，异位妊娠早期诊断率不断提高，使异位妊娠的药物治疗成为可能。我院对近年来收治的26例异位妊娠未破裂型或流产型症状轻者采取中西医保守治疗。护理心得如下：

简介：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简介：本研究基于安徽巢湖市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与非留守妇女和准留守妇女的对比,描述了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婚姻关系和生计策略对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爱情'的婚姻关系和代表'面包'的生计策略对三类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都存在影响,但三类妇女追求'爱情'和'面包'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同等重要,二者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互独立;对准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而言,'爱情'和'面包'也都很重要,但同时'面包'是'爱情'的现实基础.

简介：三大都市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承载区,对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本文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根据分析结果,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它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简介：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儿童健康不平等程度，重点计算了收入、医疗保险、母亲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健康不平等的贡献。回归基础上的集中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高收入家庭儿童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不平等主要的贡献因素是父母亲收入、母亲教育程度、母亲工作状况、父亲身高等：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最大，但不同的收人类型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父母亲的工资收入对于儿童健康不平等的贡献为正，收入不平等会扩大健康不平等；医疗保险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健康不平等。

简介：一、稳定低生育水平，对舟山市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舟山自改革开放20年来，在邓小平的人口思想指引下，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全市上下的共同奋斗，控制人口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保持长期的低生育水平。1998年出现了舟山解放以来第一次人口总量的负增长，为舟山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简介：<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日趋频繁的经济联系,文化与信息交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其主要表现为贫困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流动人口具有非定居性和松散游离性。作为华中区域经济中心的武汉,城市建设和发展下场受到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具正面促进作用,又具负面消极影响。本文基于对武汉流动人口现状的系统分析,指出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正面影响,进而探讨武汉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

简介：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简介：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简介：家庭内部结构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检验了夫妻相对收入地位和年龄差别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家庭总收入的情况下,妻子收入比重提高会显著降低丈夫幸福感,丈夫本人收入增长会显著提高自身幸福感,但妻子收入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之间相对收入地位对妻子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增长能够显著提高妻子幸福感,妻子本人收入对幸福感也存在显著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和显著度较低.年龄差别对丈夫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夫妻年龄差距对妻子幸福感有负面影响,传统上认为'男大女小'家庭关系更幸福可能这类家庭拥有较高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认为,妻子相对收入提高对丈夫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主观观念,越认同'男主内、女主外'观念的男性,妻子收入比重提高对其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越大.研究采用OLS和有序probit模型,通过增减变量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变化,发现结果是稳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