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措施案”中，被诉的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措施明显违反了WTO义务，中国只有援引例外条款以证明措施的正当性。在此之前的“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否认了中国出口关税措施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的权利，但其裁决理由是有问题的，在本案中我们应据理力争，以改变上诉机构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当然，即便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一样可以援引GATT第20条（b）款和（g）款，在满足援引的条件上却有一定的难度。中国援引GATT第21条安全例外有一定的法理依据，但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因此，中国败诉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该案败诉，对中国的稀土产业将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会对稀土等重要资源的养护和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简介：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的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民事诉讼实践中延误举证而延滞诉讼现象的大量存在，妨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诉讼效益的提高。

简介：无论从解释论概念的应有含义出发，还是基于制度目的等考量，撤回上诉都不能等同上诉审中的撤诉，前者也不能涵盖或替代后者。否定上诉审撤诉制度的独立性或将两者混同，不仅有违民事诉讼处分权主义的基本要求，也造成我国司法实务的难题与困境。基于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的完整性要求，必须在撤回上诉制度之外单独设定上诉审的撤诉制度。与此同时，基于当事人平等原则、诉讼经济等因素考量，应当在撤诉要件与撤诉的法律效果方面限制原告在上诉审中的撤诉。

简介：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侵权法限制运动，以责任保险危机、诉讼爆炸、陪审团失控、无聊诉讼、原告律师贪婪为限制侵权责任的理由，但无论哪一理由都无可靠性可言。侵权法限制运动基础如此薄弱，且以限制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为主要目标，却未遭遇民众的反感甚至反对，原因在于侵权责任限制的支持者巧妙利用了修辞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巧妙架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个人主义仍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侵权法限制运动确实使原告更难获得赔偿、律师行业受到重创，却并未降低保险费、事故发生率和产品安全。因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的失信和改革伊始蓄意的欺骗，该运动获得的民众支持会越来越弱，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法律改革非政治运动。理性当头。

简介：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院行使复核权，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将会减少，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死刑限制适用的重大刑事政策制度的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借意“民声”的媒体“舆情审判”的压力。如何去化解这种种压力，平衡科学理性的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激情的“舆情审判”间的冲突，无疑将十分考验法院刑事审判胆魄和智慧。

简介：公正和效率是民事诉讼或者说三人诉讼形态所共同期望达成的价值目标。人们对公正的理懈可以在很多个层面上进行，其中程序正义可渭是呼声极高，它要求“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蒙受不利影响的人，...

简介：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受到限制，但只有法律可以限制，此处的法律仅指狭义的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通过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指行政机关、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并且不得是立法机关通过的决议。同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与依法行政中的“法”必须作狭义解释。行政法规只具备有限的“法”的属性，只在法律有明确授权或者法律根据的前提下才可以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而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则无权限制基本权利。

简介：在先权和在后权根植于同一客体，它们取得的依据既可以是同一部法律，又可以是不同的法律。在先权和在后权因时间或者程序的先后而产生。对根植于同一客体且都是依据《商标法》但因时间和程序在先而获得的在先权，可分为在先申请权、在先使用权、在先注册权、在先驰名权。这些在先权与相应的在后权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既要按照利益比较原则、相对适用保护在先权原则、保护与限制并重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予以保护，又要依法对其加以适当限制。

简介：我国破产法对于破产程序开始后,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并没有作出任何限制,似乎任何情况下其都可以对于未履行或者履行完毕的双务合同具有解除权,甚至连管理人解除权的标准都没有作出规定。这不仅违背衡平的原则,而且也与我国现存的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不协调,如预告登记、所有权保留等。因此,应该在特殊情况下,承认对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

简介：商标权穷竭原则在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已引起相当程度的混乱。商标权的穷竭并非是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权的穷竭，而是以商标控制商品流遗的权利的穷竭或商标商品销售权的穷竭。严格来说，在商标权领域不存在权利穷竭的问题。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废除13个死刑罪名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由于受学界一些观点的影响,修正案在废除部分犯罪死刑的同时又实际提高了生刑的期限。我国部分学者提出的＂生刑过轻＂问题无论在我国刑法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实际存在,而且生刑期限的提高必将导致诸多负面影响,因而限制或废除死刑并不必然要提高生刑期限。为了限制和废除死刑进程的顺利进行,有必要在向民众说明死刑并不具备人们所想象的效果的同时,亦应引导民众正确认识＂生刑过轻＂的现象。立法者和司法者应进一步完善并严格执行刑罚执行制度,以充分发挥生刑的威慑力,重建民众对刑罚执行制度的信任。

简介：当前，公众人物名誉、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舆论监督权日显冲突，由此而来的名人官司亦日益增多，颇令新闻舆论界困惑。在我国，有关公民的名誉、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理论探讨成果亦颇多，但有关公众人物名誉、隐私权限制的法律规范很不完善，甚或存在空白。司法界在处理日益增

简介：中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既有来自法律的直接约束性规定，也有来自特定的司法指导原则设定的自由裁量权限制。法律规定或司法原则因适应不同案件的复杂性需求而产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适合的裁判依据或标准，目的是为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同时还设计了审判程序中的纠错机制，供当事人在遇到冤错案件时作出救济选择。诚然，法律规定与司法原则并非完整地呈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是随着古代法制的发展逐渐演变和丰富起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展现了它的功能。古代法官裁判权的限制原则对当今司法制度仍不失借鉴意义。

简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使我国原有的诉讼格局从随时证据提出主义向适时证据提出主义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是，从举证期限制度的角度就适时证据提出主义对我国现行的诉讼基本框架进行界定，在目前的立法和诉讼实践当中已成为焦点问题。为此，有必要结合国外的有关基本模式，对现行《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进行研讨、论证，并且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简介：我想从个人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梦”。我们作为所谓的法律人，——大家经常讲的法律人或者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呢？我个人觉得我们的“中国梦”可能就是法治梦。“中国梦”的内涵就我们所理解，

简介：知识产权是通过法律对他人行为进行人为制约的一种特权，其权利边界的模糊性导致完全适用财产规则并非有效率；加上知识产权法又是竞争法体系中的一环，当因知识产权排他权的过度行使导致有损竞争的非效率性情形发生时，就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排他性进行限制。但现有限制知识产权排他性的方法无法应对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情形，因此事后通过限制知识产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就成为必要。在我国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可采取以下思路，即由司法机关分别对个人利益之间的平衡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进行综合考量，并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对排他性救济方式的不同诉求，灵活把握对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标准的严格程度。具体而言，在对是否限制知识产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进行考量时，应考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市场因素、原被告的具体情况、公共利益等。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当法院否定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情况下，必要时以替代性补偿金对权利人进行补偿，法院可依据自由裁量判令几倍于正常许可费的补偿金。

简介：竞争法是维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自由原则的基本法律。知识产权是对创造性智力成果及工商业标记所享有的权利。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日益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竞争手段的翻新,当某些类型的知识产权在难以受到传统知识产权法保护时,需要借助竞争法获得保护;由于知识产权可带来市场优势地位,权利人有时超出知识产权法所赋予的权利范围行使权利,此时则需竞争法对此加以限制。因此,竞争法在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的同时,约束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超出法律规定的限度,以避免对竞争自由及创新带来不利影响。

简介：

简介：合理限定过失犯的归责范围是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产生的原因，归责的规范化与实质化是该理论产生的基础。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将归责判断从模糊的生活经验标准转到规范标准上来，对现代刑法归责体系的建构发挥了决定作用，对不法构成要件的成立也有重要限制功能。在这方面，社会相当性理论具有不彻底性，容许危险理论的运作也需要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协助。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有助于说明过失不法，借助该理论，客观归责理论“重构”了过失犯。确定规范的保护范围，一方面应以规范保护目的为起点，另一方面应与单纯的反射性保护效果划清界限。就规范保护范围的义务基础而言，目前存在形式义务说、实质义务说和规范限制说的争论。对我国来说，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建构规范限制型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具有妥当性。在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上，既要反对以偏概全的“虚无论”，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万能论”。

简介：迁徙自由原则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移民法的重点原则，也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对迁徙自由权可以从一般性规定。限制性规定和保护性规定三个方面来阐述，其中后两者即例外性规定是政策制定与司法实践过程中的焦点，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本文通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各国特别是美德两国关于迁徙自由权限制性，以及限制之限制规定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的分析，给例外规定的中国化提供了借鉴，以更全面地保障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