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Since2016,theUnitedKingdomhaschangeditspreviousstanceofnottakingsidesintheSouthChinaSeaissue,andstartedtopressureChinainhighprofile.Severalseniorofficials,includingtheprimeminister,havevoicedtheiropinionsonSouthChinaSeadisputesandthefreedomofnavigation,demandingChinaabidebytheawardoftheso-calledSouthChinaSeaarbitration.In2018,theUKsuccessivelydeployedthreewarshipstotheAsia-Pacificregion,withtheHMSAlbionevensailingintotheterritorialwatersofChina’sXishaIslands(ParacelIslands)withoutpriorpermissiononAugust31,makingittheonlycountrybesidestheUnitedStatesthatconducts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s(FONOPs)tochallengeChina’slegalregimeandclaimofterritorialwaters.TheseactionsindicateashiftoftheUK’sSouthChinaSeapolicy.
简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
简介: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简介:苏联对核武器的作用、核战争是否是政治的继续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了苏联核政策的制定。苏联的核政策与美国的核政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表现出几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苏联最初坚持美国应率先进行核裁军。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后,苏联在努力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开始与美国合作致力于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随着对美核均势的形成,在限制他国发展核武器的同时,苏联开始实施与美国进行相互限制的核政策;冷战末期,由于自身实力的衰落,苏联努力争取与美国共同削减核武器。苏联核政策的主要结果,是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随着苏联核政策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历史表明,反对霸权主义,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这一新安全观为指导处理与他国关系,才是各国防核扩散的理想途径。
简介: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中东国家,尽管结构背景大同小异,但各国爆发的社会运动带来的国内影响却截然不同,如突尼斯和埃及发生了较为平和的变革,而利比亚、叙利亚却爆发了内战。社会运动在不同的国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抗议者能否形成跨阶层动员以及军队的立场选择。抗议者形成跨阶层动员,是社会运动得以持续并实现规模扩大的前提;在大规模社会运动面前,军队内部是否发生分裂,则决定该国是否爆发内战。就此而言,社会运动演变为内战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形成跨阶层动员,一个是部分军队支持抗议活动或在抗议活动中保持中立。这一分析模式有助于研究者对社会运动是否会演变为内战进行预测。
简介:东盟引资政策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在外部经济形势和内部发展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其演变过程有着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本地区经历了从国别到区域合作层面的跨越;二是东盟各国大体上完成了从差别对待域内外投资者到逐渐取消引资歧视性政策的转变。基于各国在区域和国别两个层面上的FDI政策仍存在差异性,东盟应以《东盟全面投资协议》为导向规范各国引资政策,提高政策一致性,同时强调对垂直型FDI的引进以应对外资流向的分化问题,并深化本地区引资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增加东盟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最后,当前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细则还有待于完善,考虑到中国在东盟的投资活动多是在双边框架下进行的,区域层面投资协议的利用率还很低,中方可以通过增加对区域性项目的投资以深化投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