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混合模式调查收集数据的有效性需以模式间测量等同为前提.以往调查模式间的测量等同研究尚未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自我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基于中美两国数据,运用多组确认性因子分析法考察了将由网络调查和纸笔调查构成的混合调查模式应用于自我能力和行为评估时的测量等同问题.结果在美国的样本中发现创新能力评价量表在两种调查模式下具有测量不变性,而在中国的样本中只发现强因子测量不变性,提示混合模式调查下测量不等同的出现是调查模式和文化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扩大与强化了纸笔调查和网络调查之间的匿名感知差异,进而受访者可能在网络调查中呈现出“满意决策”作答行为或在线下的调查中呈现出“社会称许性作答行为”,从而增加了出现测量不等同的可能性.
简介:本研究采用质性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以新疆地区的跨界民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群体为对象,编制出符合我国特点的跨界民族国家认同问卷,对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跨界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内容包含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且其更多关注公民认同内容。跨界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总体水平较高。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差异不显著,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高于公民认同。来自纯本民族居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均显著低于来自与汉族杂居地区的跨界民族大学生。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越高,其与符号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公民认同越高,其与功能行为有关的活动越多。
简介: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简介:员工在工作中所感知到压力的水平,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之产生负面结果,取决于员工如何应对。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压力应对研究。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证研究,都一致认同探索员工压力应对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很少。基于这种状况,本文首先回顾了应对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模型。然后,结合BusinessSourcePremier和APAPsycNet检索获得的2000年至今18篇最具影响力的实证研究文献,对工作压力所引致的员工应对的结构和测量进行归纳和回溯。最后,重点评述和展望了员工应对组织变革、应对过程模型完善和员工应对外派这三个近年来的热点研究问题。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简介:以1008名初中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压力背景下探讨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不同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行为适应结果(问题行为、亲社会行为)的保护作用,并揭示二者保护作用的适用领域及其差异。结果表明:(1)亲子关系显著预测行为适应,朋友支持显著预测情绪适应和亲社会行为。(2)亲子关系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消极作用。(3)朋友支持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消极作用。(4)尽管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都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但压力事件较少时二者的保护效应更强。这提示流动儿童与父母和朋友的紧密情感联结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其情绪和行为适应的消极作用:父母是缓解行为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朋友是缓解情绪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积极行为适应能够同时获益于父母和朋友支持。